惨案发生于下午一点半至两点之间。消息一路传到女师大，要费不少功夫，等同学从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学校赶到阜成门内通报，那就更晚了。许广平在鲁迅的南屋“抄书”，时间要比她所说的长得多，她离开时不是“十点多”，而是下午三四点。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里也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前半句话是可以存疑的。本文前面所引鲁迅3月17日日记中“往《国民新报》编辑会”几个字可能出卖了他。《国民新报》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宣传喉舌，1925年年底开始发行，鲁迅参与副刊的编辑。国民党北京党部16日晚就决定在通牒期限之前举行大规模示威，会上由鲁迅的熟人顾孟余作报告；17日下午又议决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反对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这一切并不保密。鲁迅在这非常的日子接触了不少人，又参加《国民新报》的编辑会，而该报恰是第二天请愿活动的发动机构之一，要说会上的议程与时局无关，与会者“莫谈国事”，恐怕无人相信。当时北京城里的空气紧张得就要爆炸，消息灵通、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颇多的鲁迅居然要到“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几乎是个奇迹。
但是，他记述得到惨案消息的时间（“下午”）倒是准确无误。许广平在回忆“三一八”时再读一读常见于中学语文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就可以避免“十点多的时候”这样的失误。不过，这是一篇她所乐意不断温习的文章吗？不一定。正气凛然的文字是写给公众看的。在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还有关于那一天的私密记忆，有创伤、内疚，还有更复杂的情感，包括对国民党方面个别煽风点火的领导人物的怀疑（起码照许广平后来的揭露）。
鲁迅没有必要在《纪念刘和珍君》（或同一题材的其他杂文）里提到许广平，而读者也不会想到那天他们厮守在一起。在当天的日记里，许广平的名字也未出现：“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鲁迅在三月的日记里提到许广平一次，那是在六日：“晴。晨寄霁野信。往女师大评议会。上午得凤举信。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 “害马”就是许广平，她那晚留宿了吗？“剪去鬃毛”四字不雅，权且理解为理发或剪下一缕青丝留念吧。
倪墨炎与陈九英在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里提供了一条关于“三一八”的消息：
当天下午，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赶到鲁迅家里。告诉了惨案发生和刘、杨牺牲的事。鲁迅和许广平都非常震惊，立刻赶到学校。许寿裳将自己目睹刘、杨遭枪杀惨状告诉鲁迅，鲁迅悲愤交加。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
在下午赶往学校的路上，他们心慌、腿软，多少念头掠过两人的脑际！这是他们一生里最艰难而且难以言表的时刻。“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恐怕不仅仅因为外部的敌人如段祺瑞和《现代评论》派。鲁迅的内心，也有一片黑暗，也有一些得慢慢消化的杂物，像他那样自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再“煽动青年冒险”，这回抗议活动终于闹至不可收拾。在他干预下“害马”的性命得以保全，然而存活下来，元气大伤，迟早要付出代价。再者，死者当中还是有他“相识的人”，因而特别难过，甚至隐隐感到背叛、偷生之耻。她们会“执著如怨鬼”死死纠缠吗？不过，在那些日子里，习惯性的姿态还需保持。只见他积聚起堂堂的正义感，披上坚硬的盔甲，登上公共论坛一次次厉声谴责恶人。但是他也发出与“真的猛士”不甚协调的声音。轻叩“怯弱者”、“苟活者”等词，背后并非没有自我怀疑、自责乃至沉痛的回响。
如果鲁迅不把自己放进惨淡人生的宏大图景，直面之后，还是收获不到与他的天才相称的洞察。幸好他的思考并没有在自己的偏私和“自相矛盾”面前止步。许广平“三一八”记忆里一个小小的偏差让读者看到她内心里柔弱的部分，她想回避，略为文饰，结果是欲盖弥彰。或许读者可以从她的顾忌中约略窥知两人“三一八”经历的真相，从而试图重新理解在有点模糊的真相的压迫下扭曲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挣扎的魂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