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他在1925年4月14日给许广平信上承认：“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在公开场合，他未必会这样说。如果不是熟人，就无所谓吗？1925年女师大“驱羊（杨荫榆）运动”过程中，鲁迅发表了大量杂文引导许广平一派学生冒险。《华盖集杂感》（作于1925年5月5日）中有一段关于“爱”的文字就是明明白白的战场指令：“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鲁迅好说反话，读者当然不会相信，许广平爱他，日日夜夜无时不刻像毒蛇和怨鬼。作为学潮幕后主使者，他在信上用的是“爱”字（而非“恨”），即使信件受检查，也难以立罪。许广平知心贴己，知道“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就是鲁迅推荐的“战斗法”。女师大学潮中的少数学生能迫使杨荫榆在8月初辞职（以及后来章士钊出逃），所依赖的就是“爱”的胡搅蛮缠。教育部软弱，警察见了大小姐们抖抖索索，故而她们一次次履“险”如夷。她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在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中猛醒。
这次惨案是鲁迅大理石雕像的黑色基座，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两人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经历却又一次证明了鲁迅所说的“自相矛盾”。
先交代一下那年头两三个月师生二人如何乘风破浪。女师大已经在1925年11月底复校。次年1月2日，许寿裳和鲁迅等十四人召开女师大维持会会议，贯彻学潮初衷，提议由国民党在京头面人物之一易培基出任校长，并派代表四人敦促当局批准，政府照办，很快由内阁会议通过任命。10日，校务维持会再次开会，决定组织全校大会欢迎校长履新。13日上午，许寿裳主持女师大欢迎会，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辞。许寿裳于1924年年初因学潮离开女师大，现在，继任者早成了落水狗，连叫都不敢叫，新校长就职由他主持，这是何等的幸福。当晚学生自治会举行文艺晚会，纪念反杨宣言发表周年，女师大的派系斗争终于圆满收场。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贱奴杨荫榆何足道哉，何足道哉！1月17日，教育部发表“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意味着鲁迅告教育部（章士钊）已经胜诉。次日，鲁迅到教育部复职。是月鲁迅两次收到教育部“奉泉”。2月12日，鲁迅又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三一八”前一天，他在日记里记载：
上午往中大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一元。得寄野信并稿子。下午访李小峰。往《国民新报》编辑会。朱大枏、蹇先艾来，未见。晚紫佩来。
这是忙碌的一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平政院的裁决书于3月23日下达，宣布章士钊对鲁迅的免职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还训令教育部执行裁决。教育部两个多月之前已经让鲁迅复职了。政府的渎职无能，无以复加。
3月12日，正与奉系作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大沽口向日舰开炮，日方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联合英、美等七国于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两天内答复。“大沽口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挑战、颠覆政府之机。第二天，北京一些市民、学生借外侮向政府发难，集会抗议，引发流血事件。3月18日上午，规模更大的示威在天安门举行。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61）记载了“三一八”那天的经过。这段文字如送交1926年直面“惨淡人生”的鲁迅审查，大概是不允公开发表的。“真的猛士”也不是一味的质直：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
许广平被鲁迅留了下来，一直乖乖地在南屋抄稿。其实，她从来不是那么听话的人。看来他们此刻有默契。通过师生间的问答，许广平还暗示，鲁迅事前并不知道那天的重大抗议活动。这可能失实，暂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