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许广平是上午八点多到的，十点多闻讯即跑回学校，那么她在鲁迅家待了约两小时。然而许广平记忆有误，她缩短了自己做客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的时间。
前一天晚上，许广平已有不祥预感。事后回忆此事，她断定枪杀学生是故意布置好的。她抱怨，国民党人士明明知道会有流血事件，还“不动声色的叫我们去”，这一层意思与陈源对未到现场的“三一八”事件策动者（如徐谦）的批评相近，不见于鲁迅一系列单向度问罪政府的文章。许广平1960年4月17日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说：
在“三一八”前，我们去访问于右任。于右任带着煽动性的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他一再鼓动我们去当女烈士，我们一听，就“寒心”了。
当时于右任是名流，国民党在北京的有名人物。段祺瑞诱杀的阴谋可能他早已知道了，但他不动声色的叫我们去。
在“三一七”晚上，在女师大的一个院子里，加入国民党的几个学生在相互说话，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可见他们已晓得什么消息了。但我是学生会的人，他们没来通知我们，听见这种话，心里大不高兴，但当时也想不到会开枪。
国民党重要人物已经知道游行的危险，还故意鼓动学生对抗，是出于冷血的政治动机。许广平忘记了自己在其他地方说过，她在1926年已有国民党身份，“相互说话”的几个人里，应该还包括她本人吧。但是许广平在同一场合还说，她和刘和珍是“无党无派”，这句话，对她自己而言，只适用于1925年5月底（大约）之前。除非记性极佳，最好自始至终说实话。许广平的前后不一致，又证实了这条箴言。
鲁迅关于惨案的一系列文章太有名了，普通读者（如中学生）一般不大会问，上一年在女师大“驱羊运动”中总是冲锋在前的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不是也在现场。天不怕、地不怕的许广平本人对此是敏感的，可能还为缺席责备自己。鲁迅保护了她，她心里却不踏实，记忆中还有一些现在已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与她和鲁迅作对。不妨想象一下：那天早上大队集合前她赶到鲁迅家，必定跟同学打过招呼（不然就是临阵偷偷逃脱）；留下来也合她愿望，情人幽会自有一套“非关理也”的程序，“抄书”的名目让人心安；得知事发，她跑回学校，听说自己早上走开后刘和珍（学生自治会主席）在焦急等她归队，她勉强解释，话也说不利索；与她同属一个国民党组织的同学，眼光里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和责备；甚至，想到死伤的同学，她反观自己偷安，幸福感还未完全消退，突然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1960年），很多亲历者都不在了，上述并非不可能的细节也被发配到潜意识的暗处，她的记忆把她拉回到那一天，不由自主地减少了在鲁迅家的时间，讲出了一个不那么让自己和读者感到尴尬的新版本。
“三一八”大会经过广泛动员，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广场开始，几位领导人物先后登台发言（还有一些激励复仇的举动，如挥舞前一天因“请愿”受伤者的血衣）。大会通过“驱逐八国公使”等八项最解气的决议之后，部分参加者向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进发，摩拳擦掌，准备冲击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务院，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政府行动的能力受制于现实政治中诸多条件（一个斯诺登还收容不了），而1926年的北京政府内外交困，任人欺侮，几无实现最低统治程度的实力，要强迫这么一个泥足侏儒与八国断交，目的不是解决外交危机，驱动力也不是爱国心。试设想：“革命群众”获准涌入执政府大门，立地成佛，没有任何打砸抢等暴力行为（！），八项决议全部认可，政府自行解散，请愿成功；英雄们立即分头赶到八国使馆，一鼓作气“驱逐公使”，遇到洋人抵抗，他们勇敢冲杀，又有几个克林德倒毙；北京城狂欢数日，疲惫了，静候八国联军再次光临（除非请愿者热狂相信必须“驱逐公使”，才会有此局面。更大的可能是段祺瑞政府一旦解散，有望掌权者争相向八国求和示好。“驱逐公使”之类蛮横而且绝无可能实现的“爱国”要求是比枪炮更有杀伤力的夺权利器）。无论如何，四十七人死亡，府院卫队负有最大责任，即便面对暴徒，也应该具备驱散、制服或逮捕的种种手段，执政者无能便是罪恶。同时，如许广平所言，这一结局也正是国民党（于右任等人）暗中所求，他们掌握了道德话语权，是最大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