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十万红军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长途。 没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连周恩来这位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 军总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的红铅笔要指向哪里？
转移前，邓颖超正在患肺结核病，想到漫漫长途之中自己会成为 部队的拖累，她曾向组织上提出要留下来，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决定她 随军行动。这项是走还是留的决定的影响要到后来才看得清楚，留在 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共高级干部，许多人都在敌人的魔爪之下牺牲 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邓颖超顽强地支撑着病体，在休养连 的队伍里艰难行进着。而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行动，两人虽同在队伍 里，除了在遵义时曾短暂地相聚和有时打个照面之外，平时很难见面。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十分险恶，且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能 进食，肝区肿大。邓颖超闻讯急急赶来，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 她俯身看着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心中万分沉重。医生经检查，周恩来 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急需排脓。但是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 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苍天不负有 心人——
这一天，周恩来早晨终于醒转，呻吟着嚷肚痛，然后就排出了半 盆绿色的脓，就这样烧慢慢地退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在地狱门口回 转了。
也许，就是伟大的爱情奇迹挽救了周恩来的生命！但是，邓颖超 又要回到干部休养连了。几天的朝夕相处又变成了咫尺天涯，但两颗 心还在不断撞击出感情的火花并不断得到升华……
1937年5月，为了治疗肺结核病，邓颖超在组织的安排下化名来到 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在这里，邓颖超的公开身份是“李知凡 太太”。
这是一次难得的幽静的休养，可是邓颖超的心中却不时掀起阵阵 波澜。时局发展得很快。华北局势瞬息万变。由西北大联合演变成的 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正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局面逐渐形成。这种种事变中到处都有周恩来的身影浮现，都有他 的智慧在闪光，邓颖超越发思念起他来了。
一天，邓颖超和她的新朋友胡杏芬小姐有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我的太太，你的先生是怎样一位人呢？”胡杏芬问。
“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阔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 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是邓颖超给周恩来描绘 的一幅活脱脱的画像。
胡杏芬怎样也不可能想到，这位被“太太”深爱着的李知凡先生 就是不久前在西安古城中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大名鼎鼎的著名中共 领袖周恩来，而眼前这位聪明温柔、大方得体的“太太”就是名闻遐 迩的邓颖超。
1944年11月10日这次离别，是在周恩来为实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 利调处下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分别在别人的眼中与平时 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可是邓颖超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 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 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 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这种感情恐怕只有邓颖超自己才能体会，它属于私人感情的范畴。 有谁知道年届40的邓颖超在经历了20多年的革命实践和人生风雨后， 内心里存留下怎样的沧桑和纠结百转的情愫？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战争还在继续。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 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哪里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的感受？一个 革命者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此显露无疑。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是包 容在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