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日不见，又当如何？邓颖超任满腔 的思念在纸上流淌，那种细微的幽怨，那种殷切的挂念，那种心灵对 心灵的理解于是也就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 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 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 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 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 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 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 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 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 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 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 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 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 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 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 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 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 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 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 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 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 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 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 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 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 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 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 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 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 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 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 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 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 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 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 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 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 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 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