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 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 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 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 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 令周恩来和邓颖超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 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 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 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 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刚刚开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 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 22日，刚刚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 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任军人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 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 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 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斗争的形势瞬息万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给困境 中的共产党又一次致命打击。在节节招架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 革命的武装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为死难的烈士和工农 大众报仇。
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 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要面临着新的分离了。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颖超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既有当时的紧迫 形势的描述，还有心理活动。她写道：
“（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 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 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 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 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 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失败了，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 荣臻、叶挺和杨石魂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飘到香港养病。他的病很 重，当他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身边照顾他生活的范 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说。范桂霞是中山大学 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中山大 学斜对面便是广东区委，她经常到那里找邓颖超寻求工作上的帮助和 指导。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周恩来关心地问。
“我听说，她已到了上海。”
“你没有骗我？”周恩来认真问范桂霞。
“我怎么会骗您？”范桂霞摇摇头，认认真真回答。
这下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和生活。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 分别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来到了中央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