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