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
早在1937年就入党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文革”中被打倒，后来在毛泽东“给出路”政策的召示下，侥幸获得解放。然而，没过一周，刘少奇专案组找上门来，用“逼供信”的手段，要他指证1935年南京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罪行。翦伯赞决意以死抗争，夫妇俩服用过量“速尔眠”，离开了人世。
抗日战争时期，翦伯赞从重庆北碚李子坝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进入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子。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流、高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种复合式、应用性的高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身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身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
批张东荪辞锋凌厉
翦伯赞1949年从香港转来北京，并没有进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
1952年1月，全国展开了“三反”运动。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成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翦伯赞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翦发言的中心主题。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意义在于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即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基调。
疲惫不堪的张东荪深受震动，他致函民盟中央（张澜、沈钧儒）表示，如果群众还不满意他的检讨，自己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实，张东荪心里也清楚———哪里是群众（包括翦伯赞在内）不满意他。不久，他的问题突然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须“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别说是翦伯赞、章伯钧，就是张澜、沈钧儒也惊呆、吓傻了。
至今张东荪案件的内幕，谁也不清楚。
在运动中开始不符合政治要求
1952年在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中，翦伯赞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的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考古和文物发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管。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吹雨打，一部分已经完了。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肉，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继而，翦伯赞语调沉重地说：“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以前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插话，说：现在还不如以前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反右运动开始，身兼民盟、农工两党要职的父亲（即章伯钧），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我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高兴，又可以见到从娘胎里钻出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翦伯赞来了，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眼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
翦伯赞仍未开口。
“老翦，你知道吗？我虽然不停地在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在我的内心，没有一分钟是服气的。在思想上，没有一分钟是想通了的。”
翦伯赞还是默不作声。
父亲有些激动了，站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揣测别人怎样看待我，也不畏惧会怎样打发我。但我自己必须要把问题想通———”
翦伯赞刷地站起来，和父亲面对面，带着一股凶狠的表情，说：“你能作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父亲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翦伯赞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叫他三声主席，再三呼万岁，他也不会视我为百姓。”父亲的语气凝重。
“讲对了。你的问题如果能从这里开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亲大惊，问：“为什么？”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服从……”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
部请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样，有左派骨干，有右派头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干部。父亲被允许带着全家前往。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进！”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人在世间，梦在天下。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体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奇迹。知识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踱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章诒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