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师想到——
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剧本，居然没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自己写《雷雨》是要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
自己写《日出》为什么不写共产党的诞生？只有共产党的出现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写《北京人》其实就是为那些腐朽的、没落的遗老遗少大唱挽歌；
自己写《原野》是在写一个年轻农民，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复仇主义的思想感情。
……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曹禺师甚至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画像前，无限忏悔地流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实实向您请罪！向人民群众请罪！”甚至跪在地上，请求方瑞说：“你就帮助我死了吧！”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曹禺师在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盘托出。
“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动。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成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
“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发出文件，为曹禺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他在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
14年前的冬日，曹禺师辞世了。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最后等待取走骨灰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坐在殡仪馆院子里的空地上，望着蓝天白云。日上中天，几只喜鹊叫着飞来飞去，烟囱里飘出淡淡的灰烟，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这就是曹禺师的身影。有人说：那灰烟会飘落到地上，等到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了。文/梁秉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