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室看门人
后来，曹禺师由于受到长期折磨，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师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他头上戴着一顶蓝布旧帽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上身是已经不干净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条肥大的短裤，脸上乐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卖力。他整天干这干那，跑前跑后，喊来喊去，累得满头、满身大汗淋淋，说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气，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师在清晨走出家属宿舍大门扫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东边一条小胡同口上，站着一位老年妇女。起初他什么都没想。第二天他发现那位妇女又来了，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着自己这边看个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第五天的时候，曹禺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门扫地的时候有意放慢了节奏，注意向着那个妇女的方向看去，发现她还在眼睁睁地注视着自己。可惜，由于天刚蒙蒙亮，路灯已灭，自己又是个大近视眼，根本没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一天清晨，曹禺师边扫地边大胆向那位妇女靠近，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异、感情不和而离婚的前妻郑秀女士。实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师与郑秀早在1950年就离婚了，“文革”开始以后，郑秀一直通过两个女儿打听他的消息，心想，也许能与他见上一面。郑秀觉得此时此刻完全应该出现在前夫的面前，这样也许会使对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曹禺师心里想的却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郑秀在内。于是，这时一种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说上几句话啊，可是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郑秀何尝不想走上去说几句话、问一声好呢，可她同样没有迈开脚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增加什么“罪状”。他们佯装是面对着陌生人，默默地对视了许久，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然后，曹禺师急匆匆转身扫起地来，很快就走进了家属宿舍大院。郑秀走进东边那条小胡同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郑秀再也没有来看过曹禺师。写到这里，我想起万方述说老爸的一段话：“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没有别的原因，那是一种自然现象。想到他的这份天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难过极了。”我完全赞成万方的观察和理解，甚至连她的“难过”我都表示认同。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后来，曹禺师口头上少言寡语，行动上老老实实，可以说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曾经受到市革委会领导的当众表扬，说“曹禺改造得还不错”。具体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一碗的熬白菜，装在一个大茶缸子里捣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门边很快吃完。同时，他只吸一毛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吸就“放炮”，还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师灵魂深处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如他在诗中所说，他的境况是，“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众所周知，曹禺师早在23岁的时候，因写出《雷雨》而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又因为写了《日出》，而被赞誉为“摄魂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代宗师。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被抹杀了。当时，曹禺师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相当真诚地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