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学生 做缓冲的人
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少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
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他偷偷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老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潘先生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很有分寸……这一点很重要。”
铁心皮球 失医而逝
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潘光旦检查12次都不得过关。大家认为他特别顽固,说他是“铁心皮球”。
在文革中,他坚持责己的“三S政策”。所谓的“三S”即:“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笫二个S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i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大夫给他插了一根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潘光旦受不了了,决定出院回家,好友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劝他:“Susta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潘光旦让叶笃义告诉费孝通,让他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综编自《民国风景》,东方出版社,张昌华/文;《光旦之华》,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王燕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