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为人所表现的社会责任
记者:巴金曾说:“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20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而是认为自己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你们如何评价他的这个观点?
陈建功: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见解对当今文学有极大的启发。古人所说为情造文,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为文造情者太多了,甚至是为钱造情,为个人的功利造情。这样的创作,没有作家情感的煎熬与付出,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
张颐武: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青年不断为之震撼。
记者:巴金在文章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张颐武:巴金是透明的,这种透明性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也是他的精神的魅力所在。
吴泰昌:巴金最大的特点,是当作家之前,首先做人。他善良,真诚,对朋友宽容,对自己很严格,勤奋写作。他对妻子、儿女充满亲情。对前辈,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非常尊重。对同辈关心理解,如对沈从文、傅雷都是这样。对晚辈,他热情、鼓励,对于中青年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记者:力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的杰作之一,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泰昌: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写作《随想录》之外,他所致力的最大和最后的一件工作,为此他思考了很久。他在1980年12月写的《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中透露了这个想法,而1981年4月4日写于杭州的《现代文学资料馆》一文,是他最早一篇专谈现代文学馆的文章。他说:“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记者:巴金说:“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取。”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自愧弗如。
张颐武:我想,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样性的开端。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
巴金的去世意味着五四一代人已经回归历史,他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资源,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应。巴金的思考对于今天仍然有巨大的价值。我们更应该继承他的探求精神,并作出新的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