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讲真话”所折射的人类良心
记者:《随想录》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你们是不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巴金这样的真诚的大家,才能有如此号召力?
陈建功:“讲真话”之引起共鸣,当然因为出自巴金之口而一言九鼎,更因为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而赢得热烈的回响。和“讲真话”的感慨同时做的,是巴金先生痛切的灵魂反省。他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灵魂深处的隐秘和对尊严与人格的放弃。其实,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承受肉体的羞辱都不及精神的阉割更为残酷。“讲真话”之所以被赞许,正因为它对精神自我阉割状态说了“不”。
张颐武:巴金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和写作,“思想解放”的精神才有了更多的认同。所以,巴金努力的价值是异常重要的,也是“五四”那一代人中极少的在新时期还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
吴泰昌:巴金一生对真理的追求从未中断过。他以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写成,代表了同时期最高成就的散文佳构,它的影响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
记者:巴金在“文革”后深入地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这是为什么?
张颐武:这是他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的结果,也是他对于未来中国的坚定期望的结果。他希望中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期望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陈建功:“文革”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苦难,叹惋者多,作品也很多,但巴金直面自己的灵魂,把控诉和叹惋最终回归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的反省上来。比如他在《怀念胡风》中就对自己做了最为痛切的解剖。他的情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深度,应该归结于他一生对人格的追求。这使我想起他在翻译《克鲁泡特金自传》序言中对克氏的评价,他说,克氏经历了80多年的多变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他还引用一个青年的话说,(克氏)在人类中有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今天,当巴金老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用这句话回赠他,也是恰如其分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