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资料图）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作一篇悼词？”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本文摘自《交锋》，马立成 凌志军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