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结合的梦想之路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天主教世家。他父亲弃儒经商，兼为中医，在马相伯5岁时就把他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或许是冲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偏爱，马相伯在12岁时走出私塾，背着父母只身来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这一读，就是整整19年。
从私塾走出来的懵懂少年，到耶稣会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在而立之年以“特优”的成绩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相伯成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门语言，痴迷数学哲学，通晓天文物理。马相伯不出国门，便深谙西学，同时中文根底深厚，是当时朝廷幕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马相伯走得并不如意。他一心“为中国”的态度，被耶稣会认为有“排外”之嫌；而他推崇西方民主人权的思想，又被国人认为是“排内”。当代历史学家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
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马相伯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在马相伯的耳顺之年，他投身教育，办起了大学。
1900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了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并立下字据：“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然而，耶稣会只对捐款有意，却对办学无心，马相伯想办的“中西大学堂”成了一纸空文。
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位于徐家汇土山湾处的马相伯家中，跟他学习拉丁文。一段时日以后，蔡元培陆续介绍来了一批学生，也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叩门求教，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炎培、胡敦复、劭力子等，还组建了一个译社。当时恰逢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因不满清政府的管制而集体退学，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与马相伯当时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欣然允诺。1903年3月，学院开始招生，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虽然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从不强迫学生信教，坚持“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除此之外，马相伯所提倡的“学生自治制”管理模式也与耶稣会的办学理念大相径庭。1905年，耶稣会想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使其“无病而入病院”，同时改组震旦，变成一所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法国化大学。
耶稣会的这一行径使得震旦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他们决议全体退学，宁可另立门户，也不委屈求学。这次“震旦学潮”后，学生们推了于右任、劭力子等7个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想读书。”这句话，让这个身高一米八零的老汉在学生面前掉下了眼泪。
那时的马相伯已经囊空如洗，但为了信守捐献家产时“自献之后、永无反悔”的承诺，也为了脱离耶稣会的控制，真正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他费尽周折，向社会募捐，在经费、师资都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于1905年办起了“复旦公学”。新校名“复旦”内蕴恢复震旦、振兴中华这两层含义。这也便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了。
正因为复旦的成立得益于社会资本的赞助，它在新式官僚的控制下日益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的大背景下，学生们纷纷弃文从商，转投学习英语、经济、技术等实用专业。据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介绍，自1917年复旦成立商科以后，1920年商科学生人数已经占到2/3，只有不到1/3的学生愿意学习文理。在马相伯看来，复旦已经离他心目中的高等学府越来越远。
虽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震旦和复旦，但马相伯从未放弃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希望。他酝酿许久，想仿照法兰西科学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取名“函夏考文苑”，但最终胎死腹中。
纵观马相伯的办学历程，从震旦到复旦，再到流产了的函夏考文苑，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马相伯对于高等学府的一切理想，最终都成为了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