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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

1935年11月1日,守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内院,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

  这3张纸片只烧焦了一个小角,纸片上的内容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件署名“文圭”,是写给贺坡光的明信片,寄信的地址是上海浦东某地十五号,内容为情侣之间的通讯;另一件是南京陆军军人监狱的在押人犯写给南京女子中学学生张明英的一封信,内容只是一些平常的问候语;最后一件是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胡乱画了一些大小不同的圆圈,并书有“大头”“小头”等字样。

  王思诚如获至宝,将3件烧焦了的字纸和一些碎片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家。那张白纸上所写的“大头”“小头”,似乎是什么代号,而所画的大小圆圈,看起来是无意识的,然而又像是在案发前夕,同谋者与刺杀者共坐一桌,面授机宜与道别时所遗留的痕迹。

  最使王思诚感兴趣的,还是那张由文圭寄给贺坡光的明信片。因为贺坡光是神光通讯社的社长,是刺汪案在逃的主凶。文圭既是他的情人,无论贺坡光到了哪儿,也不管时间是长是短,那么他终必会与文圭取得明的或暗的联络。因此,只要找到文圭的所在,由此线索追踪,迟早会侦查到贺坡光的下落。

  于是,王思诚一面派人到南京陆军军人监狱和南京女子中学去调查发信人的案情以及张明英的行止;一面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到派驻上海指挥侦缉的顾建中,告诉他自己的发现和分析。他说:“建中兄,你要特别注意追查写信给贺坡光的那个女子,‘文圭’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除派顾建中到上海直接指挥外,还派出第二处处长戴笠到上海坐镇指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也多方动员,并亲临汉口与平津侦缉。

  通过侦查,得知张明英系南京女子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已经离校,其原籍在江苏丹阳汜水镇,与神光通讯社社长贺坡光、编辑柳书容、陈望子等人都是同乡。侦查情况反馈回来后,王思诚又派出几人到汜水镇追查张明英的下落……

  接到王思诚的电话后,顾建中派人侦查到了“文圭”的情况。原来,写信给贺坡光的所谓“文圭”,是一姓王的女子,叫王文圭,浦东的人都说她是贺坡光的爱人。顾建中立即带人拘捕了王文圭。

  这是案发后的第四天。通过审讯,王文圭招供说,贺坡光出事以后,还未和她见过面。据贺坡光的姐夫顾岩松通知她,贺坡光已回到丹阳家中,顾岩松现在就住在上海某旅馆,前往查询,即可得知一切详情。侦缉人员赶到旅舍时,已经不见顾岩松。房东说,此人刚接到电话,已离开旅馆,但不知去向。

  “我看见他提着一个皮箱,好像是去火车站坐火车。”站在旁边的一位茶客说道。侦缉组的人带上茶客匆匆赶往火车站。这时,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正升火待发。所有侦缉人员立即展开搜查,一部分人员监视车站进出口,一部分人员从第一节车厢开始,逐厢逐厢进行搜查。在第三节的三等车厢中,突然发现了贺坡光的姐夫顾岩松。

  侦缉人员随即在已经行驶的列车上进行审问。贺坡光的姐夫是一位朴实的乡下人,说刚刚收到贺坡光发来的急电,要他赶快回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当侦缉人员押着顾岩松到达丹阳贺坡光的老家时,贺坡光却已不在,只有他的老母亲和弟妹在家中。顾岩松说:“贺坡光已于下午离开这里,到距此5公里以外的一位镇长家里去了,因为那里有武装可以保护他。”

  稍稍停顿了一会,顾岩松又说:“如果诸位先生一定要捉捕他的话,我可以陪同一道去。”在顾岩松的带领下,大家又朝着镇长家方向赶去。因为人多,又没有交通工具,大家只好步行。

  行到半途,前面有一辆独轮车载着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而来。顾岩松说:“那是贺坡光的姐姐,我的妻子。”

  顾岩松的妻子到了近前,看到丈夫身边的大批人马,吓得惊慌失色。当她听完丈夫讲述事情的大概情形之后,便放声哭了起来。

  接着,顾岩松的妻子引着大批人马继续赶向镇长家里。在距离镇长家不远处,人马分散潜伏,将镇长的院子团团围住。然后,由一位侦缉人员装扮成王文圭的差遣,将贺坡光诱出户外拘捕。

  此时,是11月5日的黄昏时分,距破案期限还有两天。贺坡光被捕后,接着张明英被王思诚派人在丹阳拘捕,陈望子、柳书容等人也被郑介民、戴笠派人分别在香港和天津等地查获。

  汪精卫被刺案就这样破获了。蒋介石因为澄清了视听,推脱了干系,显得十分轻松愉快和高兴。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徐恩曾蝉联中央委员,仍兼任特工总部负责人,属于党派调查的特务股升为外务科,由顾建中任科长,王思诚升为总干事。而王思诚手下的李星和王立文两位年轻人,也由警察厅无罪释放,并继续从事原来的以新闻记者为掩护的政治特工工作。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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