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那里出来，陈立夫回到办公室，马上召开担负南京治安责任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南京警察厅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陈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等人。会场气氛十分凝重，大家坐在藤椅上，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都沉默着没有轻易说话。
“汪院长被刺，影响十分恶劣。对此事件，蒋主席十分重视，要求我们必须在7天之内破案。我请大家来，想听听各位的意见。”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后，和参会人员共同研讨了案情，同时明令各部人员马上展开侦缉主凶的工作。
下午3时左右，警察厅首先搜查了强华通讯社，并拘捕了通讯社的两名记者李星和王立文。
李、王二人在案发当天上午，曾乘汽车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同到中山陵去谒陵。在来往途中，他俩乘坐的车均紧随在蒋介石所乘汽车之后，引起了侍从副官的注意。因为副官发觉紧随蒋介石座车的是一辆杂牌营运汽车，而非机关通常所用，坐在车中的人是一对青年男女，而非中央委员。而且，在中山陵上下台阶时，他们俩一直尾随在蒋介石身后。在返回途中，已深觉怀疑的侍从副官原准备停车检查，但因要及时赶到中央党部开会，便记取了汽车的牌号和坐车人的形象。
血案发生后，现场即被封锁，中央党部前后门迅速关闭。警卫人员根据侍从副官提供的可疑人车线索进行搜查，但可疑人物不知去向。后来，警察在南京市内一家汽车行查出了那辆可疑号码的汽车。据汽车行提供，该汽车为强华通讯社所雇用。记者李星签了车资账单，同时在这张签字账单上，警察还发现了一小滴血迹。经分析后认为，此系行凶时溅在手上的血，在匆忙紧张之际，没有来得及擦去，以致被沾染在签单上。
警察在搜查强华通讯社时，当场搜出了一张油印的称作“改组派”的名单，因此分析认为这是“改组派”早有预谋的一次活动。
第二天，《上海新闻报》报道汪精卫被刺的消息时，同时刊出了李、王两位记者尾随蒋介石在上中山陵台阶时，被侍卫副官警觉注视的一张照片，并用文字标明他们二人就是行刺的凶手。与此同时，南京警察厅特高组人员还在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曾在夫子庙茶室窃听到有人打电话到中央党部，找一位徐秘书，要他赶快向中央宣传部洽取在六中全会会场佩用的记者出入证。据判断，这人所需要的记者出入证，就是给凶手佩带所用。至于所找的徐秘书，就是徐恩曾，因为他兼有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职务。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为严重了。因为李星和王立文都是王思诚亲自挑选并且直接受他指挥领导的，强华通讯社也是王思诚主持的。而王思诚此时担任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干事，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南京区区长。他是在徐恩曾的直接领导下，担任南京政治安全保卫工作的。此时，所有的猜疑都指向了徐恩曾，而徐恩曾又受陈立夫的直接领导，陈立夫又是蒋介石最宠信的人……
因为行刺人已经死亡，惟一可供查据的是佩带在死者身上的一张记者出入证。
这张记者出入证上书写的佩带人为孙凤鸣，由设在南京陆家巷的神光通讯社申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发。等到一大群警察持枪匆匆赶到神光通讯社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紧接着，警察赶到南京市政府的注册登记处，查知该通讯社社长为贺坡光，编辑和记者有柳书容、陈望子等人，他们籍贯都是江苏丹阳。
正当进行侦缉贺坡光等人的时候，已经查明打电话找中央党部洽取记者出入证的徐秘书，乃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秘书徐忍如，并非徐恩曾。但是，李星和王立文的情况究竟如何，警察厅侦讯的结果怎样，丝毫没有透露。这令王思诚十分不安，也让徐恩曾和陈立夫焦急万分。
其实，王思诚知道李星和王立文是无辜的。首先，强华通讯社归自己直接领导，作为社长的他，很清楚每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因为所有的成员都是由他亲自挑选，虽说年轻，但都有一年以上的特工经历。其次，那天到中山陵的活动，李、王二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工作分配而从事的，二人乘坐的汽车也是按照自己的规定雇用的。当时，首都新闻界决定于六中全会开幕之际，组织两个记者团进行集体采访。其中一个团赴下关，参加欢迎冯玉祥入京仪式；另一个团赴中山陵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谒陵典礼。王思诚依照平时的工作活动范围，每个团派出了两名记者参加，李星和王立文被分配至谒陵记者团，其任务一方面是报道，更主要的是能够随时随地负责政治安全保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