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生]：另外是1919年12月，毛泽东又来到北京，他到北大看望了大钊，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情况，也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解译本，还有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认为它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己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李建生]：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时隔30年后重返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领袖，他一进北京就十分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是毛泽东和大钊烈士的关系。
[李建生]：大钊烈士同周恩来的关系主要还是在觉悟社的往来上。觉悟社是1919年天津进步学生在天津成立的组织，周恩来是主要领导。应觉悟社的邀请，1919年9月21号，大钊到天津对觉悟社社员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1920年8月初，觉悟社在天津开年会，在会上周恩来做了对觉悟社成立后活动的总结，他为了更大范围地开展挽救中国危亡，改造中国的活动，他提议先从北京的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商讨中国革命的进程。于是大家决定请大钊主持召开一次座谈会，周恩来率领11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以后，立即到北大红楼见了大钊，说明来意并提出请他主持会议时大钊热情支持团体联合的主张，并确切地说这次座谈会是由觉悟社发起的，应该以觉悟社为主体，至于邀请哪些团体大家可以商量，接着大钊开了一些进步团体名单，以觉悟社名义邀请这些团体开一个座谈会，共商今后的工作。
[李建生]：在此以后，1920年11月，周恩来、郭隆真等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两次与大钊接触的过程。
[主持人]：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请李老师解答一下。大钊同志是北大知名教授，他当时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而当时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认为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所以我们想针对这样两个观点，请您给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李建生]：首先，我感觉大钊烈士和胡适先生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北大的同事，关于胡适的文章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读过大钊烈士的《再论问题和主义》。我理解大钊是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关于问题和主义的关系，他把问题和主义的关系给定义为大凡一个主义都要有理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大钊指出，清朝时期我们可用民族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加皇统，今日我们可以用它做工具，去推翻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个不是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可以用它做工具，去驱除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它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用于环绕着它的时境。意思就是理想主义必须和实际行动结合在一起，这是他阐述的一个观点。胡适认为是空谈的、假冒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理想的那个“主义”可能是当时流行的空谈的、假冒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由于胡适看不出社会主义的真假，认为所有的主义都有危险，所以大钊列举了一些比较生动的事例，用商品品牌假冒的事例来做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