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与反智主义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显露出边缘化的趋势，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仍以“社会中心”自命。梁漱溟高唱“吾曹不出苍生何”，胡适呼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重心”，储安平强调“知识分子具有道德权威的力量”，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普遍有儒家士大夫理想主义的残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仍然掌握着舆论和道德的话语权。但经过旷日持久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被彻底整治，完全成为俯首听命、动辄得咎、不知所措的一群人。用朱正的话讲，到1957年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中国完全不复存在。这种空前绝后的转折性变化，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以及高层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判断。
1949年后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讲，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群体，而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家将知识分子完全收编到体制内，对他们实行给工作、给饭吃的“赎买”政策，以及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政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将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组织上却从未停止对他们的改造的脚步，到“文革”时期更是连党内知识分子都被打倒在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古往今来一切卓越的科学发明和文化学术，莫不由知识分子创造，自由的思想环境则是激发他们创造力的催化剂。而今知识分子的创造主体地位被剥夺，他们的所思所想必须按照某些教条和学说来进行，对科学文化事业甚至国家前途命运的损害，可想而知。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但从思想的角度讲，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极点的表现。按照余英时的考察，中国古代的道家、法家思想中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智论。儒家被法家化以后，三家思想合流，反智主义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根据左玉河的研究，民粹主义主要受俄国思潮的影响，在五四后蔚为大观，主要表现为极端推崇劳动，过度重视民众的力量，轻蔑知识，鄙视脑力劳动。随着边缘人和工农阶层的崛起，出于对知识的本能性嫉妒，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最流行的说法是“满脚牛粪最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反智和民粹的潮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知识分子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但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落后西方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群体人格也已在历次运动中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