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灰色记忆
目前研究思想改造运动，最详实精彩的或许是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不过，于风政着眼于宏观层面，即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改造，所用的资料也是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文献。陈徒手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与之前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脉相承，主要将视角落到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个体，所使用的多半是档案馆尘封的资料文献，以及当时检举揭发的秘密报告。从这些断简残章中，他勾勒出了十一位全国一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从这幅时代侧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悲情、苦涩的过往旧事，以及落魄、无奈的生存处境。
比如马寅初。他作为北大校长，享受着政治光环，却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光杆司令。无论在行政上还是教学上，党委书记江隆基皆一手包办，上上下下都绕过校长这一关，最后搞成“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垮了，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史学泰斗陈垣亦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对教务、人事都无权经手。因为无法获知学校的具体情况，导致即使偶尔有人请示，他也提不出意见，成了真正的“牌位”。北大化学系主任傅鹰，甚至其名下研究生的研究题目都是由系党组织确定，对导师保密，学生完成论文后直接请导师签字。周培源作为北大教务长和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他却毫不知情。由于“一竿子插到底”的党委领导体制，这些党外知识分子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完全被排除在外且不受信任，处于边缘地位。
政治边缘化的同时是学术的边缘化。马寅初是旧中国经济学的权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49年后却被组织上评价道：“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后来经过一番摸底，党组织认为马寅初原来并不可怕，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知识少得可怜的人”。康生对文史学者游国恩、王瑶的评价是：“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对哲学史家冯友兰、张岱年的评价是：“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只是文科，连早有客观标准的理工农医专家的学术也同样被否定。比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党委对“小麦王”蔡旭的评价是：“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北京石油学院的青年教师对资深教授唐有祺评价道：“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政治领导学术，学术完全宗主苏联的前提下，1949年前的学术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学术”，遭到彻底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