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创作美术作品宣扬爱国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一些美术作品，都强烈地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所创作的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从艺术性来说，不仅千姿百态，气韵生动，用笔遒劲，墨象晕彰，而且整个画面富于节奏、对比、动律，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性来说，"自况"、"托兴"的爱国主义情感，几乎在每幅画作中都非常强烈。
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前夕，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民族危机近在眉睫，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完成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
《奚我后》创作于1931至1933年，取材于《书经》："奚我后，后来其苏。"描写夏桀暴虐，在他的统治下，人民痛苦不堪，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老百姓殷切地期待他们来解救。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徐悲鸿为什么要创作这个题材呢？廖静文评说道："因为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亡，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再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悲鸿借这个题材抒发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并象征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心情。"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画一只昂扬激奋的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高啼。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传世名作。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中说："周总理在一次出国画展的预展中，没有看到徐悲鸿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问道：'为什么没有那幅画？那是一幅反映时代脉搏的画，它很能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周总理在看徐悲鸿遗作展览时，曾感慨地说：'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去印度。徐悲鸿于是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悲鸿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徐悲鸿将他在印度和其他国家举行画展所得金额约10万美元，全部捐出，用于抗日救亡。同时，徐悲鸿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酝酿已久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巨幅和《负伤之狮》、《大树双马》、《群马》、《奔马》、《马》、《梅花》、《猫》、《牧童》、《紫兰》以及油画《印度牛》、《喜马拉雅山》、《印度风景》，素描《琴师》等等。当时抗日战争正在十分艰苦地进行，徐悲鸿创作巨幅国画《愚公移山》，就是要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来鼓励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并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
《愚公移山》画中的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壮健，挥锄掘石，表现了坚卓的精神和坚强无比的力量。在构图上疏密相间，跌宕起伏，多样统一，强弱对比，重点突出。画面中那些壮汉画得顶天立地，动势富有变化，显出一种节奏和动律的形式美。在人物造型上别出心裁，除愚公、孀妇、小孩和远处驾牛车的村姑是中国人形象外，近处奋力挥钯的壮汉都是一些印度劳动人民的形象。这幅画思想性也是很鲜明的，其主旨在于激励民众的斗志，不屈不挠，团结奋战，争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1943年间，徐悲鸿深受屈原《九歌》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中国画《湘夫人》、《山鬼》、《国殇》等作品。借此隐喻了由于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悲苦，"自况"那种对民族沉沦的忧心如焚心境，显出他对抗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忠烈们的无比哀思和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