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本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当前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停止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都是错误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7月23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议决案还批评了根据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买卖、实行集中供给和限制对内贸易等。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议决案通过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8月中下旬，他们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向李立三、向忠发等全面分析形势，阐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周恩来等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其他代表20人。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人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会议仍然根据共产国际1930年7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分的估量，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强调红军要“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并且认为湘鄂赣三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会议仍然强调城市工人要“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这表明，继续克服“左”倾错误思想，仍然是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如此，六届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它对于停止李立三等的“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