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根据这种估计，通告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也回到已被党的六大批判过的“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认识上。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决议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V1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①。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