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陈独秀（资料图）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先后发表《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严厉批驳康有为的国教运动及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在五四反孔批儒运动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陈独秀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孔批儒？陈独秀的反孔批儒是全盘反传统吗？人们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有较大误会，必须予以澄清。
一、陈独秀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孔批儒？
陈独秀反孔批儒，首先是针对孔教会的尊孔活动而来的。其《复辟与尊孔》云：“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他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认为西方宗教已由隆盛逐渐衰微，教会仪式“尤所蔑视”，中国人本不重宗教，孔子思想“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故康有为奉孔教为国教实乃“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凿孔栽须者矣！’”他严厉批评道：“然通行吾国各宗教，若佛教教律之精严，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了，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尊孔教之士大夫”，“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他从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都提倡儒学、鼓吹尊孔的事实中断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认识到“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这就是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之最初反孔，是激于孔教运动之刺激，是针对孔教会的尊孔复辟之举而起的。
但陈独秀的反孔批儒，更重要的原因，是坚信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要树立起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价值观，必然要对处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进行猛烈批判。纲常伦理作为这中华文化体系的核心，贯穿在这个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均是为了“扶持名教，砥砺气节”。近代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对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由于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使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捆绑在一起，故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君主专制进行批判时，与其紧密相连的儒学也难免遭到质疑。而人们对儒学的质疑和抨击，主要集中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尽管维新志士们开始尖锐地批判君权及纲常名教，辛亥时期“非圣排儒”之声未断，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但对儒家纲常名教进行认真清理并根本动摇其地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
陈独秀将矛头直指儒家的纲常名教，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攻击。他在《宪法与孔教》中进而分析了作为“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的孔教与根据“欧洲法制之精神”制订的宪法之间的矛盾，指出了将“尊孔”条文载入宪法的荒谬。他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他接着分析道：“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持异，独标一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