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资料图）
“靖国神社”建立于1869年(明治二年)。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后两次国内战争中的战亡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定神道为国教。靖国神社以神道教鼓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得力帮凶。据统计，靖国神社供奉的阵亡军人的灵位，80%以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其中包括二战结束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加上原先已在此祭祀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2000余人。这些战犯，每一个都是血债累累，双手沾满了亚洲无辜民众的鲜血，其凶暴、残忍的罪行，在任何时候、任何心理健康的人听来都会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本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日本战犯的罪行都已有历史定论。战后的日本政府与日本民众应做的，是像德国那样反省历史，清算历史错误，实现本民族的精神蜕变，实现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等国的和解，但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展现出改过自新的勇气与智慧，而是在岛国心态的支配下自作聪明地进行着一系列违背基本人类逻辑的表演。日本首相作为其政府首脑在“民意”支持下对靖国神社的多次参拜，让人们看到了日本民族集体心态的阴暗，民族群体潜意识的丑陋;而它所展现的对人类良善价值的公然蔑视，反映了近代以来这个后起爆发的岛国由于近百年对外侵略的屡屡得手而形成的扭曲心态，其极端表现是日本政客无所顾忌的傲慢与狂妄，而更常见的则是整个民族普遍持有的种族优越心态。
日本的种族优越心态曾因战败而受挫，但在根本上并未消除。由于靖国神社战犯的罪恶过于昭彰，靖国神社所表达的所谓“大和民族精神”的非正义性极为明显，以往几任首相参拜时相对低调。但从小泉纯一郎以来的情况大为不同。随着中国国势的上升，经济势力超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战争方式培养出来的居高临下、惟我独尊的所谓优等民族心态——这种心态在二战时发展到顶点——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渐开始动摇。这种独尊心态的动摇所产生的挫败感，加上岛国狭小、资源匮乏所决定的固有危机感，使焦灼感日盛的日本政客们心绪难宁、烦躁不安，乃至气急败坏。
近一百年中，日本已经两次蓄意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894-1895年发动的甲午战争，摧毁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学习西方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打乱并阻止了中国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当中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完成国民革命，重新启动现代化过程，于1927-1937年十年间取得民族经济的巨大发展时，日本再次露出了以邻为壑的丑恶嘴脸，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步伐。近代日本从对外侵略战争，尤其是两次侵华战争中获得了民族自信心，同时也发展出变态的施虐欲。虽然在二战中遭受失败，但因为并非由中国独立打败，日本对中国的心理优越感并未动摇;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没有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惩罚，而是以中华民族传统对日本以德报怨，在客观上更使得具有恃强凌弱传统的日本民族认为中华民族软弱可欺、不值得尊重。加之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再次腾飞，使日本受挫的倨傲心态仍然维持不坠。
然而，中国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不仅经济势力今非昔比，民族精神也焕然一新，这使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维持百年的所谓“优等民族”的独尊心态面临危机。两千年仰视中华典章文明的历史，是日本人难以否认的事实，也是近代日本“优等民族”心态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如今中国的重新崛起更使得日本的所谓“优等民族论”面临倾覆之险，因此，如何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崛起过程——如果实在不能打断或阻止，就退而求其次，设法延缓其崛起过程——成为此刻日本统治集团盘算最多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不到正解，其内心的焦虑、烦躁，乃至做贼之人对受害者报复的恐惧，自然是可以想见的。近些年日本政客言语行为上的肆无忌惮、歇斯底里，军国主义倾向加重，外交上为围堵中国而做出的种种举动，都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这种心态。以极端骄狂的姿态“拜鬼”，念念不忘昔日侵略战争中的“辉煌”，以伤口上洒盐的形式刺激曾遭受其凌辱的亚洲各民族的情感，说到底，不过是延续或重温往日的施虐快感，从而暂时缓解独尊心态受挫给这个“优等民族”带来的思维、情感上的痛苦。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日本首相及政治团体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岛国特产的“逻辑”方面的原因。这个“逻辑”的前提是，大和民族自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肩负着领导东亚各国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于是，日本的对外扩张就成了对抗西方殖民者，将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正义之举。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之下，源于岛国资源匮乏而来的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被深深地隐藏起来。日本民族的整体不忏悔，是因为他们至今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其侵略行为是为亚洲人民谋福祉。
如果将“日本人的逻辑”与德意志民族的战后行为所展现的逻辑对照，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逻辑”的怪异特色。我们知道，战后德国在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很快就意识到“种族优越论”的错误及其导致的罪行，由此开始了对二战期间本民族行为的反思，其做法是，由清算希特勒及纳粹党羽的战争罪行入手，彻底清算纳粹意识形态，并以明确的法律严禁纳粹意识形态的沉渣泛起，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清算;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民族反省与忏悔，洗刷纳粹意识形态留下的污垢，告别纳粹战争罪行所带来的精神负担，使德国的民族精神在经历蜕变之后恢复正常;通过对受其伤害的各民族，尤其是对犹太人真诚道歉与物质赔偿，以具体的洗心革面的实际行动获得谅解，实现与各国的和解，德国以新生姿态为欧洲各国所接纳。
日本的“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所塑造的“日本逻辑”，使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反，它使日本人沾沾自喜地在其逻辑怪圈中滑稽地、自鸣得意地起劲表演，以所谓独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为由，试图以偷梁换柱的形式，渐渐模糊日本战犯的狰狞面目，最终抹掉其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从而在不知不觉间恢复“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形象”，继续充当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