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接见美国客人（资料图）
对于外国人的态度
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张之洞一贯沿袭了传统的中华策略“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从本能上来说，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国家，他只是善尽自己所能，利用这些国家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自己的国家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对于欧洲政治的紧迫性，他具有卓越的远见，也具有某种本能。因此，在布尔战争的较早阶段，当英国尚势单力薄之时，他便预设了亲德立场，到了1909年，同样的原因又使他很自然地再度恢复到先前的态度。他鼓励比利时在北京至汉口铁路中的行动和其他计划，直至1898年确定了布鲁塞尔仅仅是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掩护体。后来，当英国支持两江总督，承诺自己将维护清国的完整性时，他再一次成了亲英派(汉口总领事弗雷泽先生对这一结果有不小的影响)。同时，又因为日本的军事效率与作为专家级顾问相对低廉的代价，他又承认自己对于日本有着一份相当明确的钦佩之情。事实上，他大致可算作一位外交人士，但从来不能算作一位政治家，他是一个在基本原则上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欧洲人来说，张之洞的名字通常是和湖广总督连在一起的，那是自1889年8月至1907年6月间令他收获颇丰的职位。
当他开始与他的同事刘坤一在南京合作时，他维持了两江省份的和平。
可以肯定地说，在压制每一次混乱的根源和征兆，在严禁义和团成员给北方各省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时，他所站立的坚定立场，都将清国从因其统治者的愚蠢、荒唐而造成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在义和团的危机中，是张之洞，而非刘坤一，起了领头者的作用，并起草了所有的宣告，安排了所有的调遣，而刘只是在这些文件上盖章而已。虽然他的许多同僚在这种新的好战主义的热情中失去了自制力，虽然义和团的信条不算不成功地被他自己衙门的一位文员传播了出去，但他的“清国式城府”却使他不至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一种错觉中，毕竟，在这种错觉中，一切似乎都具备了最终会获取成功的前景。在这场危机中，张之洞从未踌躇过；反而是人在山东的袁世凯所表现出的犹豫，使张之洞增添了许多对他的不信任感，张之洞由此对袁世凯播下了敌意的种子，直至去年秋天袁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