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与汰旧
在历朝历代有关国都选址的论证中，“龙兴之地”成为经常出现的一个热词。所谓“龙兴之地”，是指该朝代或该统治者发家之地，具有深厚的统治基础和广泛支持，因而也成为定都和迁都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南京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东南地区是当时农民起义军集中之地，朱元璋就是在江浙一带接受谋士定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而后韬光养晦12年，终于剪灭群雄而君临天下，他深知明王朝统治根基在江南地区扎得很深，因而定都南京。
与之对应，北京就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了。朱棣对北京的感情很深，即位伊始就做了迁都北京的打算，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向朱棣建议“北平为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中都之制，立为北京”。朱棣甚为高兴，遂改北平为北京，并长期驻在此，很少回南京。随后开始了向北京的移民工作。1416年，明成祖正式大规模营建北京，至1420年，新都建成。
从1912年到1949年，在以南京还是北京为国都的问题上，民国经历过5次以上的争论。其背后是各方势力依据其统治基础与支持力量的不同而进行的利益博弈。
自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除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南京建都三个月外，从袁世凯开始，历届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都以北京为首都。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随着北伐胜利进展，国民政府于1926年底迁到武汉。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造成宁汉对立。蒋介石集团把持了国民党的军权，以遵照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为由，于1927年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
此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前往南京。北方的冯玉祥与阎锡山先后“集体”加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他们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了异议。
冯玉祥原属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后从中分化出来，称国民军，又称西北军，其人员组成与势力范围属西北与华北地区。阎锡山长期据守山西，其人、财、物更是以山西为核心。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手与控制中央政府。因此冯与阎力主民国的首都设在北京。
蒋介石的主要支持力量集中于江浙沪一带。他们依赖的美、英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又集中在长江流域。因此，蒋介石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等派系一道，坚持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一定要以南京为民国首都。于是，围绕民国建都问题，各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早在1927年6月，北伐军首次攻占徐州时，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见并召开徐州会议时，冯玉祥就提出：“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随蒋介石到徐州开会的吴稚晖当即反驳：“很好，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吴抓住北京有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与中国耻辱的象征，证明北京不宜再作民国首都，论据有力，冯玉祥一时语塞。再加上当时北伐一度失利，北京仍在奉系控制之下，这场争论没有继续。
到了1928年6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北伐获胜，攻占北京后，建都问题的争论重新热烈起来。北方的阎、冯指使一些北方派文人制造舆论，要求中央政府北迁。南方的蒋介石则借中央政府名义，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同时，让其谋臣策士连连发表文章，坚持建都南京。
这场关于民国建都的争论历时数月，最终以蒋介石与两广派系的意见占了上风。其时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又掌握大量宣传机器，且有“总理遗训”的“尚方宝剑”，因而在与阎、冯北方实力派的论战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势力见木已成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无法调和，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
到了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的国民大会期间，建都之争又一次兴起。
在国大会议期间，一般支持建都北平的代表多从国防安全立论。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大陆上的威胁将来自日本，加强北方的国防建设是谋求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重要策略。他们主张，要把握抗战胜利后新的历史机遇，加紧北方各项建设，巩固北方边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将首都迁到北平，是实现这个愿望的关键步骤。
此外，北平拥有辉煌的建都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定都北平也是改变北方落后的面貌、开发西北和东北、均衡南北发展的现实要求。
当建都北平的呼声不断高涨时，主张建都南京的代表也不甘示弱，他们或在国大会议上与前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或在报刊杂志上写稿撰文，说理批驳，坚决捍卫定都于南京。
支持建都南京者所持的“尚方宝剑”是：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的首都；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明定南京为首都。他们认为南京与中华民国是连为一体的，定都南京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法统的正确性，这点不能让步。
尽管国大代表争得沸沸扬扬，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定都南京早已是既定的事实，虽然他们曾几次迁都，那只是形势所迫而已。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实际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还都南京和定都于南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次国民大会上的建都之争，终以蒋介石提出“请求定都问题不必列入宪法”，张群等提请删去宪法草案第七条“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首都”而告结束。
在朱棣迁都北京的诸多原因分析中，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建文帝残余旧势力的担心。
攻下南京后，朱棣曾诛杀了很多建文旧臣，建文帝下落不明，反对势力很可能东山再起，置身于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不利于其统治，内心的不安也难以消除。这也促使朱棣决心迁都北京。
这说明，对王朝或统治者来说，迁都是摆脱旧势力束缚，夯实自身统治基础的一个选择。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也与之有莫大关系。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自386年立国后，屡次征伐，基本统一了北方。471年，孝文帝即位后，对中原地区深厚广博的汉文化非常羡慕，积极推进汉化政策。当时的平城保守势力很大，对汉化政策非常抗拒，执意坚持鲜卑的旧礼俗。孝文帝清醒意识到，在平城实现汉化已无社会基础。
493年，孝文帝亲率30万人马，以南征为名，自平城出发，直指洛阳。一路上阴雨不断，行军异常困难。在洛阳停了几日后，孝文帝又准备挥马扬鞭，继续南行，同行的鲜卑贵族和大臣们疲惫至极，请求停止进军。大臣李冲出面进谏：“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惟陛下欲之，竟何至也？臣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孝文帝听后故意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铖有常，卿勿复言！”依然策马南行，群臣便一起上前哭泣进谏。见此情景，孝文帝趁机亮底牌：“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异垂之千载。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迁者右。”
这些王公大臣都不愿迁都洛阳，但更怕继续南伐，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安王拓跋桢趁机进言：“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高呼万岁，孝文帝一手导演的迁都大计一举得定。
一隅与一统
在中国古代，当偏于一隅的区域性政权有意成为一统中国的全国性政权，迁都就成为一路追随征伐脚步的必然举措。这在牧业民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国时期，秦从一个西部边陲小国，最后一匡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商鞅迁都咸阳被视为一个根本之策。
战国七雄中，秦国一度位置最偏，国力最弱。早期秦国都城也一直不固定，战国初期，秦都一直在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到秦灵公时，为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决定迁都泾阳，但泾阳仅作为雍城的陪都或军事性质的临时都城。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又将都城迁到了栎阳（今陕西富平县南），终于进入关中边缘地带。但东边的魏国自李锂变法后，实力大增，不仅成为秦继续向东发展的障碍，还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魏惠王时，魏军曾经一度攻取栎阳，进入秦国腹地，差点灭了秦国。
秦孝公时，改革家商鞅入秦，立即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时时变法。“筑冀厥宫庭于咸阳，徙都之”成为商鞅的主要举措之一。
咸阳与后来成为诸多朝代国都的西安临近，占尽关中地利。这里东西达百里，南北亦数十里，地势平坦，视野极为开阔；北有九峻山为天然屏障，极易防守，南临渭水，水源充足，地力肥沃，物质供应丰富；近靠西周故里丰镐，有较早的开发历史可资借鉴；不远处的终南山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咸阳就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又成为沟通渭河南北的天然交通枢纽。
秦迁都咸阳后，没有一国的地缘优势能与秦相比，之后秦国灭掉六国，咸阳也成为雄霸天下的秦朝国都。
在成为北魏统治者后，孝文帝之所以主张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与他期待完成统一中国的霸业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连接地带的北魏都城平城就显得不适合国家战略的这一转变了。
首先，继续定都平城不利于南下征伐。在过去与柔然、高车（敕勒）等草原民族的征战中，平城是一个坚固堡垒，但如果组织南下征伐的大规模军事、政治活动，平城则过于偏远。从平城到洛阳，孝文帝一行就走了一个多月，如此劳师费力，更不利于军事行动。
其次，驻守平城也不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在孝文帝继位前，北魏已取得青、翼、徐、兖四州及淮西之地，南北对峙边境已在淮河一线，而河北、山东、淮北及关中等地民众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驻守平城，孝文帝常有鞭长莫及之感，只能依靠迁都洛阳，据国之中，来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力量。
再加上平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风灾、旱灾和瘟疫，实在不适合作为北魏的都城。
当然，北魏最后并未完成统一中国的霸业。这主要因为孝文帝之后的三代君主年幼暗弱，不堪大任，与当初迁都洛阳并无实质联系。孝文帝带甲南迁，融通中原，称霸北方，推动文化交流，依然不愧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君主。
与秦朝类似，清从偏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区域性政权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一统朝代，屡次迁都也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从1587年到1625年，努尔哈赤共迁都5次。最重要的一次是1625年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可兼收矣。
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5月多尔衮率部一占领北京，就毫不迟疑地宣布迁都北京，抢占了无法替代的战略高地。9月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10月即皇帝位，北京正式成为清朝首都，清朝也从东北一隅的区域政权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
清朝只是距今天最近的一个例子。据葛剑雄的研究，一般来说，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要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也比牧区高。北方牧业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一旦占据农业区后，其政权统治中心总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其国都自然也要根据统治中心的变动而变动。北魏、辽、金、元、清莫不如此。
葛剑雄认为，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统一做出了更大贡献。
第一次南下可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由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结语
在中国古代诸多成功的迁都案例中，历史学者汤爱民对商王盘庚迁殷、秦朝立都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明成祖朱棣北迁北京这四次主动迁都行为给予了最大的肯定。他认为，这四例是当时统治者审时度势、独排众议、矢志不渝，最后获得成功的代表性案例，这些举动或造就了这个王朝的兴盛，或给这个王朝带来了数百年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