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宋神宗
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学界与历史教科书，似乎仍将宋朝描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期”，如周宝珠、陈振编著的《简明宋史》认为，宋朝的制度“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历史学者程念祺提出，“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高中历史教材则这样概括宋代的政制：“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并将这一课程的“教学目的”确定为“了解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帝王权力逐步强化”。宋朝是一个皇权专制王朝，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宋代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便会发现所谓的“皇权专制”只是后人的成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展开论证前，我想先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宋朝君主能否专制得起来——
故事一：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诏书。
故事二：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确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故事三：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故事四：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
上面列举的几名赵宋君主，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可见在宋朝，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庸，恐怕都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强势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叹一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我们评判一个政体是否为“皇权专制”，可以看看皇帝在这个政体中掌握着怎样的权力，是否受到制度性的约束与制衡。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宋代君主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组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及其运行情况。
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
毫无疑问，跟其他王朝一样，宋朝君主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
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说）也。”意为：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权者（进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进行其道）。余英时先生认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
确实如此。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君主既然“垂拱而治”，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脑，《宋史·职官志》这样概括宋代宰相的职权：“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会要·职官》也说宰相“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
许多治史的学者（包括钱穆先生）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君权更为集中，而相权被削弱了。其中的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比如宋代军权由枢密院执掌，中书省管不着军事；又设三司，将财政大权从宰相身上分走。但这种推断不是很准确，因为宋代宰相所统率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跟汉唐宰相机构并无不同，只不过宰相个人的权力没那么集中了。而且宋代宰相机构的权力，比之前之后的任何王朝的相权都要稳固，基本上不受帝王及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的侵夺。
当然，宋朝所有的诏书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那么宰相的执政大权如何体现呢？首先，诏书的起草，原则上都需经宰相所辖的中书舍人之手，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北宋初，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皇帝差点连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根据“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原则，宰相之责任不可谓不重，宰相之权力不可谓不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防范宰相擅权、滥权？答案是：台谏。
宋代是历代最重台谏的一个王朝，甚至“以立国之纪纲”寄于台谏，君主与宰相颁行的诏书、法令，台谏有权追缴回来。与其他王朝的监察系统相比，宋代台谏的权力更大，可以“风闻言事”，即使弹劾出错，也不用负责任；宋代台谏的独立性也更强，汉唐时，台谏只是宰相的属官，宋代的台谏系统与政府系统则是平行结构，不归宰相统率。
因此，宋代台谏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苏轼说，台谏“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按照宋朝的惯例，宰相一旦受到台谏弹劾，即应暂停职权，“待罪”家中，等候裁决。而裁决的结果，很可能是宰相辞职。北宋侍御史刘挚对此也有描述：“伏见祖宗以来，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盖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议，虽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此论虽略有夸张，但在台谏系统运转正常的时期，如宋仁宗朝，宰相因为被台谏弹劾而去职的情况十分常见。据学者统计，从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余年间，因台谏论列而罢免的宰执，即有二十三人之多。
说到这里，我们便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首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论一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论百官），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
其次是政府与台谏的分立。宋人经常将“执政”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分权意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君主则居于超然地位，“常使两者（执政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如是，“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 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精妙的政体结构，体现了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之美——谁说传统政治中没有优良制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