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与形势
一国之都，宫室所在。人口聚集，不得不依靠丰饶物产的供养，而腹地的距离远近也成为统治者定都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侯仁之看来，“长安（西安）毫无疑问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前半段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其余如洛阳、金陵（南京）虽然也号称名都，却很难与长安相比拟。”长安城最初兴起正是依凭关中平原的地利之便。
侯仁之认为，远自周初，文王作丰，武王治镐，都在泾渭盆地，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经营咸阳直到渭南，从地理上看，都可认为是长安城的先驱。汉唐长安虽然不在一地，也只能看作是前后城址的转移。长安城的兴起，首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悠久的历史因素也值得考虑。
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长安城的位置更加重要起来。同时由于地方农田水利的开发，贸易的发达，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可称得上是全国首富之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历述了关中地区的物理条件、历史发展、地方资源和贸易情况后，总结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了唐朝之后，情势已经丕变。侯仁之分析，从全国各地区的比较看，唐都长安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具备汉代长安在全国占有的那种优越地位了。简单说来，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甲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隳，自然也是事实。
抛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 ，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已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它已失去了过去的绝对优势。
周振鹤总结出古代都城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的规律：在从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西安与洛阳同时是适宜建都之地，所以，首都在两地之间徘徊搬迁多次。从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间，则是洛阳与开封的徘徊时期，这可算作一个短短的间奏曲。大致从金朝到今，则是从北京到南京的往复时期，这一时期也长达八百年，且由于与当代相关联，更显其重要。
当然，如果仅从靠近物质供应腹地的角度看，南京应该成为国都的不二之选。但从金朝至今的情况是，北京是国都首选，南京只是一种权宜。
周振鹤给出的解释是：就自然条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清人入主关内，依然延续着辽金元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除中间明初中断的数十年之外，已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此后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再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此势而来。周振鹤认为，除西安外，以首都之气势而言，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在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岂有他哉。
周振鹤说，在中国首都的选择问题上，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
水利与水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侯甬坚都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只有个别时期合而为一，绝大部分时间二者是分离的。
国都与经济中心大多数时候是分离的。政治中心所在的国都又麇集着皇室、贵族、官僚、宫女宦官、军兵仆役及游食之徒等众多人口，是最大的消费性城市，京畿所在地区的物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保障国都地区的物质供应以及与经济中心的便利联系，就成了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运输以水运最为方便和廉价。运河无疑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运河通过漕运将国都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可源源不断地供应京师各种物资需求，保障其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有运河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确定和变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的限制。
运河对政治中心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至隋统一前。这一阶段，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时合时分，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始终在关东。在分离时期，两者相距也并不十分遥远，主要表现在关中与关东的关系上，运河漕运的特点是东粮西运。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清末。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则转移至南方，南北关系从此稳定下来。运河漕运的特点是：唐中叶前为东粮西运，之后为南粮北运。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或长安，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还先后将数十万人迁往关中，这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有的要从今天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后，每年都要从关东向关中输入数百万石粮食。这就不难理解，秦末起义为何会从关东爆发，并很快推翻了秦朝。
到了唐朝后期，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破坏了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叛乱平息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的上升，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连粮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开封。这是国都迁就运河与经济中心地区的情况。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定都开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开封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能保证国都的物质供应。
开封有交通之便，周围运河密布，尤其处于联系东南的汴河之上， 避开了三门等险阻， 极大缩短了漕运距离，“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不过，开封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四周的平原地形，对其防御相当不利。在后晋丧失包括北方长城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防守的弱点就更为突出。面对利弊长短，宋开国统治集团权衡之后，仍选择定都开封。
北宋定都开封，由于面临防御上的不利因素，也引起了长期争议。据司马光记载，宋太祖曾有意迁都于有险可依的洛阳、长安，但遭到晋王赵光义(即以后的宋太宗) 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将领李怀忠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 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赵匡胤只得作罢。以后，宋真宗两次巡幸洛阳时，当地父老都劝说迁都于此，真宗虽羡慕洛宅形胜，但考虑到漕运艰难，只得感慨而去。
到了明初，朱元璋定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因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曾有建都开封的想法，后来因开封周边水道淤塞，优势尽失，不适宜做首都，才放弃这个念头。但开封的“北京”之称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
元明清三朝均立都北京，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考虑，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对粮食的需要大大增加。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两朝的生命线。因此在遭遇旱灾时，为优先保证漕粮为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有水利，自然也有水害。当一个国都的水患之害危害到统治安定时，迁都甚至多次迁都就成为必然选择。
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一直饱受水患之苦，虽前期曾五次迁都，但一直未能安定下来。当时商朝的有效统治疆域在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遍布。虽然地力肥沃，但因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灾，既使平民百姓损失惨重，也使都城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中。
此外，商朝的前期统治者为便于统治四方之民，过分强调都城须“处国之中”，但这样一来，就易遭受四面八方的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的袭击，缺乏可以托庇的天险也是商都不断迁移的重要原因。
面对国都不稳的现实，盘庚继位后把迁都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最终他选择了殷作为新都。殷又名北蒙，在今河南安阳北小屯村，距离古黄河岸约40里，洹水从城边流过，处于黄河冲积扇的顶部，地势相对较高，不易被水患侵袭。此处土质肥沃，适宜于原始的水利灌溉，便于从事农业生产。
更重要的是，此处是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盘庚又引洹水修筑了巨大的壕沟，既做到了防守稳固，又避免了灾害性的水害发生，在当时，殷都可谓一个理想的国都之地。
殷都虽好，但要说服久居奄都的贵族遗老和一般臣民将国都搬过去，并非易事，盘庚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首先召集有关臣民三番五次训话，以先王遗命为号召，声称“如果你们存心破坏迁都的计划，先王会在天堂告诉你们的先人，让他们弃绝你们”，又通过当时臣民信服的巫师问卜的方式，确定迁都乃是天意，不可违抗。他甚至责备部分贵族、重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迁都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就会有全部沉溺的危险）。
盘庚还亲自率领臣民营建宫室居所，挖壕筑城，并许诺跟随他迁都的臣民“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保障了随迁的贵族、百官和人民的基本生活。对于那些怀有异心并不愿迁徙者，盘庚声称“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甚至斩尽杀绝，不留一个在新都城）。
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盘庚恩威并施，运用政治手腕完成了决定商朝命运的迁都壮举，成为古代帝王中著名的“中兴之主”之一。从盘庚一直到商朝为周所灭，数十代商王均居于此，再没有迁都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