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东吉：
沈老师讲的都是事实，但是，我和沈老师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沈老师认为，朝鲜战争起源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加上美国宣布朝鲜半岛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打消了斯大林对美国干涉的担心。如果真是这样，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并不好解释。比如1950年3、4月份，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了进攻南韩的计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国干涉，他就不参与，而且这件事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如果美国不干涉斯大林才同意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话，他其实不那么需要加上的条件。
1950年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电报，让他来莫斯科讨论进攻南韩的事情，并嘱咐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因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毛泽东曾明确跟斯大林说，中国不赞成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以便发展经济。
沈老师还认为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是出于争夺战略港口的考虑。但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利用北朝鲜的元山等港口了。我在莫斯科查资料时，当地学者说，他们看过1950年1月28号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上面有写准备发动朝鲜战争，我现在还在盼着会议记录的原件能够公开。根据我的判断，斯大林所以同意朝鲜战争，不仅因为这符合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还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不可靠。而且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中加了一条，在特殊情况下，苏联可以不从旅顺港撤走。斯大林的另一个目的是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开，他曾在1950年8月说，如果中国牵扯到朝鲜战争中，对苏联是很有利的。所以，1950年6月27号的安理会苏联没有参加，从事后来看，斯大林可能是想以此为作为自己没制止美国介入的借口。斯大林还发电报给东欧各领导说，欧洲现在的压力减轻了，美国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亚洲，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加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力量。
总而言之，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并非只有争取不冻港口这一个，朝鲜战争可以解决很多让斯大林头疼的问题。我想，减轻欧洲的压力同时拉拢中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方面我还要继续研究。
王栋：
首先感谢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久闻天则所的盛名，今天能来这里作评论，我感到很荣幸。我是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的是政治学，虽然论文是关于冷战的，但只能算半个冷战史研究者。朝鲜问题不是我的专攻，我就只简单谈一下吧。
关于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沈老师在《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评述。这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早期研究都在美国，现在正在慢慢往欧洲扩展。冷战史在美国史学界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领域，其发展得益于史料的获得和解密。70年代，美国解密了朝鲜战争的相关资料，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90年代，苏共档案的解密再次使得这个问题成为热点。从80年代末至今，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档案的解密，使得冷战史学界出现了“新史学”。其主要的研究理念是，要看各个冷战参与国的档案，而不能仅限于美国和苏联的，这样才能得到冷战的全貌。美苏冷战并不只涉及美国和苏联，而是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自己研究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美问题，中苏问题只涉及过一点，所以不好谈具体的问题。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具体的史料，只能做逻辑推断。这是对历史研究者功力的考验，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确实，历史在某些点上会呈现出一片空白，但加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推演，就可以填补上去。套用国际关系的名词，沈老师的研究有比较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考察斯大林为什么短时间内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一问题时，沈老师抽丝剥茧，最后从苏联远东地缘战略的角度给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我想提出的问题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开始复兴，相当一批学者都是从这个视角考察历史的，包括一些曾经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冷战史研究大家。比如MelvynLeffler，他最近的《为了人类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就标志了他从现实主义向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学者能讲得很清楚。很多学者讨论中苏分裂的时候，都喜欢把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书中也按西方的传统，说因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所以中苏分裂了，但其实好几个问题他都没有讲清楚。另外，他有时谈的是意识形态，有时谈的又是国内政治。其实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两个变量虽然外延有重合，但基本还是两个不同的变量。那么，到底怎么区分，还希望沈老师能进行指导。
我读沈老师的书经常会有一个感觉：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沈老师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往往有别于官方的叙述。安德森讲过，记忆是想象的一部分，一个民族一定要建立在对过去的共享记忆之上。官方对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我们几代人的记忆，经过宣传、教育的强化，它已经构成了国民的共同记忆，形成了我们自我认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沈老师的观点给人的震撼还是很大的，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叙事产生疑问。其实，不仅是中苏关系，对整个近代史的叙事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志的凿痕，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而官方的历史叙事又构成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神话”或者“迷思”。有学者这样定义“迷思”，说它是一种公共信念，由有关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普遍性的表述构成，能把人团结起来，通过缓解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给人提供安慰，并把人动员起来，去进行某些社会行为。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本身又是息息相关，难解难分，相互强化的。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历史的迷思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记忆和信念里，构成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深刻认同的基础。
历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要审视、讨论这种迷思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不仅是历史学者，我研究国际关系时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触，很多时候，呈现在眼前的都是迷思，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比如领土争端，这是国际关系里很常见的问题，它涉及意识形态、信念、记忆、情感、利益等等很多变量，加上现代传播手段的放大、扭曲，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往往无法认识真相。我年前在美国开了一个会，当时正好美国对台军售，国内吵得一塌糊涂。我跟美国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从美国的利益和视角讲卖武器的原因，回国后，把他们的观点和国内的观点对比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台湾问题不仅是个当代的问题，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我认为这是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博弈，今天就不细讲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相”很多时候可能是永远无从得知的。有时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得不羡慕历史学者，因为历史学者有历史档案可以依赖，虽然这些档案不能完全把历史拼出来，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历史、接近乃至复原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