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都“革命”起来了，一直自认为最革命的中国反倒偃旗息鼓起来，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再打，又难免会使中美双方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使中方所期望的会谈重新搁置起来。想来想去，革命这面旗帜不能丢，故虽然中东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毛泽东还是重新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了。但又要打，又不想弄坏中美关系，结果就出现了叶飞等人回忆中令人颇感奇特的那个场面：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要我（叶飞）去他的住处……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汇报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虽然同意继续执行炮击计划，却提出最好先打几百发，或只打水面目标，尤其要避免打敌指挥所，总之一定不要打到美国人。这个时候在前线的炮兵数量已有30个营，一次性打击可以发射将近10万发炮弹。不搞突然袭击，又限制打击范围，将军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后来，经过彭德怀和叶飞再三力争，毛最后才同意打1万发到1.5万发炮弹。
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时内心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处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心态极为亢奋，绝难忍受美苏等大国的任何轻视，动辄就想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无论赶美超苏，就经济和国防实力而言，都还需要相当时间。尤其是对美国，因涉及到能否早日解决台湾归属等问题，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如果因此被赫鲁晓夫把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旗抓了去，毛也绝不甘心。结果也就发生了又要打，又不能打死美国人这样的焦虑。
大跃进失败的另一种影响
问：应该说，炮击金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为中美大使会谈并没有因为这一炮击而中止。
答：也不尽然。中美双方的确在9月15日再度开始会谈了，但结果却再度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当时中方相信美国政府方面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中国方面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内定了谈判的底线，即在双方共同声明承认台湾、澎湖是中国领土的前提下，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威胁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撤走，美军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方面可以承诺，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愿意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并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
由于这个时候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如此让步在毛泽东看来会有损中方自尊，故他明确要求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必须先摸清对方底牌，诱导对方让步后，再示以善意，以免被美方误认为是中方示弱。没有想到，中方谈判代表并未理解毛的意图，第一次会谈开始即将中方底牌和盘托出。这件事再度让毛感到自尊心受伤，以致大发雷霆。
随后的情况显示，中方这一方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有利。因为美方注意到中方的让步条件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试图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军，以此换取中方不对台、澎动武的公开承诺。
而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一旦金、马和台湾隔绝，美国将更容易压迫蒋介石切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甚至以台湾海峡自然隔绝为由，推动台湾脱离中国。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毛不得不再度改变策略，提议利用美蒋矛盾，“联蒋抗美”，因而转而开始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协商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最让毛泽东感到沮丧的，还不在这一点，而是1958年底以后大跃进运动失败的阴影逐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原来想靠与美国拼实力，逼迫美国改变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敌对态度的设想，在其有生之年是再也难以见到成效了。毛泽东从此不再讲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话了。
拼实力不行，他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来牵制美国，让美国不得安宁。其最终目的，恐怕还是想要迫使美国正视新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吧。结果是，毛泽东的想法与力图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联党背道而驰。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到1960年代以后，不仅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就是中苏关系也随之破裂和紧张起来，包括与诸多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也一度摩擦冲突不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饥荒，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到最为孤立的一段时期。其损失之大，无以复加。
问：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反思？
答：总结这段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以上百年的屈辱记忆，极易造成一种悲情意识，从而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进步抱以过高的期许，以致丧失准确判断自我和形势的能力。
事实上，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在1949年毛泽东赴苏访问之际，因新中国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众多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儿难以接受；看到苏联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
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转而怪罪斯大林强加于人。
可知毛泽东本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由此不难了解，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