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这种讲法还是第一次听到，请具体解释一下？
答：严格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领导人大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读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都不难看出这一点。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就很典型地表现出不屑于欧美西方文化，自尊自崇传统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心态。与蒋介石不同的是，毛泽东的雄心更大，他还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榜样力量。
几乎就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延安的共产党人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如果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据此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号召亚洲各国劳动人民学习中国的榜样，为建立人民解放军、发动武装斗争而奋斗。
这一观点在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后，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包括战后一直坚持合法议会斗争的日本和印度共产党，都一度效法中共，展开了武装斗争。不难想象，这对渴望提升民族国家地位的毛泽东会产生怎样的激励作用。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选集》里最后一篇文章，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看得更清楚些。那是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两周发表的专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篇长文。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一方面承认美国对华政策遭遇严重挫折，一方面通过艾奇逊的信，断言中共也一样解决不了因为人口过多、土地太少而带来的“人民的吃饭问题”。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正着手创建新中国，意气风发，自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极端轻蔑和反感。兴之所至，他立即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在十几天时间里洋洋洒洒连写四篇评论文章，嘻笑怒骂，尽显胜利者的骄傲与自信。到9月中旬，毛泽东余兴未了，又写了这篇专驳艾奇逊的文章。
毛泽东在怒斥艾奇逊居高临下地声称中共没有美国援助一样不能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的同时，信心满满地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1958年大跃进中那个豪气干云的毛泽东了。
美国的敌视政策对毛泽东的心理形成强烈刺激
问：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与威胁应该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吧？
答：何止是强化，完全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实际上，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中共尚未完全解放中国大陆。1950年上半年统一大陆的作战刚告结束，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突然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第七舰队，使得毛计划中的统一大业无法最终完成，这自然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这件事再度让毛泽东感到了耻辱。
他随后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与此恐怕也不无关系。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他就是不信这个邪，就是要和美国人较量一下。“苏联出装备，我们出人”，看看美国到底有多厉害。
朝鲜战争，志愿军在战场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辉煌的战绩了。它确实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但第一，这场战争说到底还是在苏联大力提供装备援助的情况下打下来的；第二，从战场的实际较量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只是在陆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现有的条件，要取得对美军的胜利，也是极为困难的，更不必说在海上和空中了。这意味着，靠新中国自己的力量要想战胜美国的阻隔，跨过台湾海峡去解放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1953年3月18日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迅速停战，苏联新领导层倡议和平共处，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曾经设想过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但是，一年之后，中国外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命主动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接触，遭到冷遇，再度刺激了毛泽东。他明确表示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
为了教训傲慢的美国人，在日内瓦会议刚刚就朝鲜和越南停战达成协议后，毛泽东就下令宣传解放台湾，并炮击金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人以教训。这一强硬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使毛泽东看到了成效。半年多之后，原本拒绝与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美国政府，终于改变态度，与中国建立起了大使级会谈这种外交沟通渠道。尽管美国政府并不愿与中国方面讨论台湾问题，但至少，傲慢如美国者作出如此让步，还是让毛感到了某种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