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病的管理60年经历了一个U形轨迹：从50年代开始控制性病，到60年代中期基本在中国消灭性病，到80年代性病重新流行，一直到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中国的性病控制思路也经历了相应的改变。从对性病的道德评判和敌视态度，渐渐转变为务实的就病论病态度，并进一步转变为对性病和性病病人的反歧视态度。中国人终于理顺了对性病的心态：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不应当为它贴上道德的标签。用关爱的态度而不是歧视的态度对待患病的人，不但能够拯救病人，而且也是拯救健康人和拯救社会的唯一正确态度。因为歧视会导致病人转入地下状态，只会加速性病向一般人群的传播；只有关爱的态度才能使病人积极检测、治疗，最终达到防止性病传播的目标。
在人口的管理方面，60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计划生育推进过程。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相对应，中国的文化是家庭本位的，生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与西方人大相径庭，它集文化、习俗、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宗教感于一身，有一种非理性的强大力量在抵制计划生育。因此计划生育这个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困难的事情，在中国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其实应改为“中国第一难”，因为在一些国家它不但不难，而且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的办法以维持人口规模，如俄罗斯）。在要不要计划生育，可以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个人需求和社会管控之间形成强大张力。围绕着人工流产、优生学和性别比问题，都有着激烈的论争。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50年代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到计划生育成为国策，全体中国人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人口控制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争论中前行，在荆棘中摸索，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还在继续做着艰苦的努力。
对婚外性活动的管理包括50年代的反对重婚纳妾和80年代的反对婚外恋、包二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情境不太一样，人们的关注点也不同。在50年代，由于重点是反对包办婚姻和旧式的重婚纳妾，所以主流价值观对于自由恋爱和婚外性活动有一种辩护的态度，至少认为它是事出有因；在80年代，婚外恋、包二奶已经没有了堂皇的理由，只是旧习俗的沉滓泛起，再加上这些现象与官员腐败如影随形，所以人们对它的厌恶大大多于同情。尽管如此，在应当用法律制裁还是道德约束的办法来解决婚外恋问题上，还是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主流意见认为只有重婚的问题应当由刑法来解决；而对于婚外恋和包二奶问题则只能用道德约束。在这场争论中，理性务实的意见战胜了非理性的激进意见。
在对婚前性活动的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婚前守贞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前性行为规范相应改变；婚前性行为比例成倍增长；婚前同居、婚前怀孕和婚前流产大量增加。青春期性教育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由于性教育阻力很大，推进非常艰难。在开展什么样的性教育问题上同样存在两种力量的激烈论争，一种主张是做婚前守贞教育；另一种主张是做全面的综合性教育，要把性的知识像其他科学知识一样传授给青少年，同时要让他们对性有正确健康的科学观念，而不是反性、禁欲、守贞一类错误的观念。尽管这一论争还在持续，健康的科学性教育已经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对同性恋的管理方面，60年经历了从基本上全是负面否定态度到中性客观态度的转变。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歧视的态度转变为尊重同性恋人权的态度；道德谴责的氛围转变为尊重少数族群的氛围。艾滋病出现之后，同性恋群体的社会能见度大大增加，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同性恋议题“被艾滋病绑架”的问题。中国同性恋权利的真正实现还要经过漫长的艰辛过程。但是，人们大都认识到，无论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是性倾向歧视，都是不合潮流的、错误的，而和谐社会的前提正是有差异人群的和谐相处。我们可以期待，在社会和谐成为主流价值观之后，同性恋者的人格将受到人们的尊重，同性恋者的各项权利将得到全面实现。
60年来，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中国的性话语和人们的性实践已经走向了正确方向，沿着这个进步的方向，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理性的性秩序在未来的中国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