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Yellow peril）问题本身，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至13世纪。曩昔，欧洲白人饱受蒙古人的蹂躏，不堪其苦。在西欧，黄色人种被视为“鞑靼之轭”，俄国人则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可恐惧归恐惧，作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黄祸论”登场，则要到近代以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时期甚嚣尘上，“始作俑者”被认为是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虽然这个时期“黄祸论”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但最大的由头（或曰“问题意识”）则是中国。威廉二世关于“黄祸”的论述，大量见诸于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且有一幅《黄祸图》流传于世。
1916年美国出版物中描绘的“黄祸”
先说通信的内容。在1895年4月16日致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威廉二世写道：“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持欧洲的平静，并且防护俄国的后方，以便没有人会妨碍你在远东的行动。因为，教化亚洲大陆，并且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1897年3月27日，俄国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威廉二世再次致信沙皇：“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成为一对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我认为你以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来抚慰‘焦躁的日本人’的感情，真是外交上的一项非凡杰作，是深谋远虑的一次伟大表现。这足以表明，你通过那次伟大的旅行得以就地研究了远东问题，而现在从道义上来讲已成为北京的主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好事！”这里，所谓“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指俄国和日本为保持朝鲜在他们军事保护之下的“独立”而做的一项肮脏交易，后俄国声明，它“将来在朝鲜事务中，将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而所谓“伟大的旅行”，则指沙皇尚为皇太子时，曾于1891年4月至5月，访问过中国和日本。
日俄战争后，威廉二世与沙皇曾有过一次会面。威廉二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二人的谈话，毫不掩饰其“为德国的利益以及整个欧洲文明的利益”而想方设法利用沙皇对“日本威胁”的担忧：
“当时沙皇已显然为日本不断增长的力量及其对俄国和欧洲的经常威胁所打动，他询问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回答说，如果俄国人自认为是欧洲文明国的一员，他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共同反对‘黄祸’、保卫这些文明国家，与欧洲站在一边、为欧洲而战，为他们自己的以及欧洲的文明而战；与此相反，如果俄国人自以为是亚洲人，他们就可能与‘黄祸’联合起来，合力攻击欧洲。我说，沙皇在准备他的国家的防务和组织他的军队时，必须切记这一点。”
“沙皇问我，在我看来俄国人会走哪一条路，我回答说：‘第二条。’沙皇勃然大怒，他马上要我说明我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我回答说：我所根据的是俄国修筑铁路以及沿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配置俄国军队等情况。于是沙皇抗辩说，他和他的家族都是欧洲人，他的国家以及俄罗斯人一定会同欧洲靠在一起，他要把保卫欧洲、防范‘黄种人’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对此我回答说：如果沙皇的态度是这样，那末他必须毫不迟延地使他的军队方面的准备与此相符合。沙皇再没有说什么。”
话都明挑到这份上了，究竟谁是“黄祸”，难道还用说吗？遂有了德、俄、法三国“迫日还辽”的一幕。
但是，尽管中国是“黄祸”问题的最大“由头”，可中国本身却并未幸免。客观上，义和团的“拳乱”事件和旧金山“淘金热”等现象，也多少强化了西方对黄种民族的负面想象。威廉二世绘制了一幅草图，然后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 Knackfuss）教授在此基础上绘成详图，并雕版制成版画，原画作为“保持友谊的小礼物”送往彼得堡，赠呈沙皇——这就是著名的“黄祸图”：万丈悬崖的顶部，站着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条顿民族的象征。他单手执一柄喷火的宝剑，另一只手指着远方正在逼近的祸患，同时告诫自己身后的一群淑女们：你们要警惕！而那群风姿绰约的淑女正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化身。悬崖下是深川，对岸是浓烟卷成的巨龙和跏趺而坐、双手合掌的佛陀。画面上除了德皇的签名，还有意译成英文的一句话：“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画外之音是，威廉二世将在捍卫基督信仰的新十字军中扮演核心角色。
在《黄祸图》中，“黄祸”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怖。对此，英国学者、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伦敦英日协会副主席戴奥西（A. Diosy）指出，此系德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者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鲁迅对中国成为泰西“黄祸”想象的对象，始终持虚幻的态度，极尽挖苦之能事，说“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即“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他还画了一幅画，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 见《准风月谈》中《黄祸》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