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爷的刻薄是出了名的，但他确实看穿了积贫积弱的中国特想成“黄祸”而不得的尴尬，他甚至说：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拼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在《黄祸》一文中，鲁迅写道：“……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面对西方所谓“黄祸论”的妖魔化，中日两国的态度是不同的。相比鲁迅的虚无主义式调侃，孙文的回应相当正面。他先是强调“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却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进而解释说：“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甚至从国际经贸的视野出发，认为一个自主的中国，“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同样是“祸”转“福”论，孙文与鲁迅的刻薄显然是有“温差”的。
比起中国来，日本的应对就更“正”了。先是政府公关：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日俄战争时期，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人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之能事：
“……中国人最好和平，不欲侵略他国，但必夷狄入寇，不得已而始为之防御，故被蛮族之祸，未曾有甚于中国者。”
“果然，则欧洲人所恐怖之黄祸者，其所由来固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而为自亚细亚北方至其东方之蛮族矣。且俄国久在蛮族之治下，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安知非方今俄人所以侵略四邻、贪婪无餍哉？由此观之，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本源，有何不可？”
然而，这种“安内攘外”的把戏，到底糊弄不了洋人。上面提到的英人戴奥西在其著作《新远东》（The New Far East）中，在德皇版“黄祸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真正的黄祸”的概念。所谓“真正的黄祸”，是根据戴奥西的创意，由日本画家久保田米仙绘制的十二幅画中的一幅，名为《真正的黄祸图》。画上题词：“中国觉醒了——一种预见。”画面上，到处是头戴瓜皮帽、留长辫子的中国人，所有人都在劳作：店小二在跑堂，木匠在打制家具，搬运工在搬东西……只有一个头戴礼帽、老板模样的洋人，抄手站在那儿，神情落寞。这幅画是一个隐喻，它表达了彼时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焦虑：
“像久保田的预见性的图画所描绘的那些繁忙的、有成群驯良而聪明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熟练指导下在其中每昼夜工作十五小时的工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人自行负责管理的工厂所代替。瞻望前景，不寒而栗。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这些中国工人为取得可以使他们舒服生活的报酬而努力不懈地愉快地工作，而那种报酬是西方人不能用以维持生活的。新日本巨大的工业发展和它同西方进行的在很多场合取得了成功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在日本本国，而且也在迄今被认为是实际上为欧美产品保留下来的市场上进行——提供了一个实例，它告诉我们，一旦远东彻底觉醒后会干些什么。”
戴奥西的本来动机，是试图以这种“耸动”的话语，来敦促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西方的工人能够认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点点理性的话，他们就会放弃目前那种想尽量少做工作而增加工资的倾向……老实说，如果远东的压倒一切的竞争所造成的有充分根据的恐惧促使西方把自己的工业机构整顿得井然有序，那末，‘黄祸’反而是一桩变相的好事了。”
不过，一个世纪倏忽而逝，西方并未放弃其“少劳多得”的投机主义，而日本和中国先后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似乎也并未演出“黄祸”蔓延的末日惨剧。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复制了“少劳多得”的“病毒程序”，在其各自国内及有关新兴国家，日复一日地制造着百年前令戴奥西“不寒而栗”的镜像。乃至我们不得不追问：那被称为“黄祸”的祸患，究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抑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呢？
当然，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爆发另一种“黄祸”的危险，即作家王力雄的同名社会幻想小说所揭示的，那种因“大一统”体制突然崩坏而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瞬间能量释放导致危机蔓延，继而诱发全球性灾难……此患无疑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黄祸”。与这种“立体性”灾难相比，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洋到东洋的战略家、阴谋家所预言的形形色色的“黄祸论”，简直成了小儿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