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资料图
制度缺席，“二次革命”先天不足
新浪历史：1912年年底，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一度很友好。怎么看孙袁这段“蜜月”？是真心共造共和，还是貌合神离？
袁伟时：不少政治家长于权谋。他们的政治行动是真心还是假意，很难判断。动机不必深究，重要的是如实描述他们的行动。1912年的孙袁关系，必须记住几件事：
第一：从这一年初制定《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到1913年春草拟《天坛宪法草案》坚持内阁制和极力扩大国会权力，孙文和国民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外是束缚袁世凯的手脚，把尽可能多的实际权力夺到自己手中。
第二：1912年8月孙文、黄兴赴京与袁世凯会谈，他们达成的协议表面看来是双方进入蜜月期，实质是体现了利益交换却忘记了巩固基本制度的重任。
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是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 、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 ，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
对这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两大缺陷：一是只字不提要坚持民主，坚持法治，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样由总统下令，军政执法处肆意杀害总统、副总统的政敌。二是忘掉了地方自治。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在欣然接受之余，指摘这样的纲领太不尊重地方自治的既定国策了。
应该指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 “财政之统一”，居然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
第三：孙文以专修铁路为己任，由政治家向企业家转换，且把国民党理事长交给宋教仁代理，不理解共和制中反对党的责任。
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经营工商事业，只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从政治领域淡出，无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为工商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导致不利工商事业发展的现象泛滥，反而阻滞经济发展。二是以现职官员的身分去经营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特权，有意无意地把官僚作风带入企业，不管主观动机多么善良，现代企业必然程度不等地蜕变为腐朽的官僚企业，投入的大量资金转化为回报率很低甚至长期亏损的沉重负担。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和误入歧途。
孙中山执意孤行，“二次革命”实属军事冒险
新浪历史：随着1913年刺宋案的发生，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孙中山主张武力反袁的意见，国民党内部怎么看？
袁伟时：宋案发生时，孙中山刚好在日本，回到上海已是案发五天后。他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力主发动二次革命，戴季陶支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最力的是黄兴。会后征求意见，时任广东、湖南等省都督的胡汉民等人也极力反对。甚至表面上对孙文亦步亦趋的陈其美也不愿听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当时情况：“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参考：《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9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一是力量对比太悬殊，必败无疑。二是民国成立后民心思定。三是通过司法系统解决之路尚未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