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宋教仁案在当时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孙中山是否讨论过这一点？
袁伟时：宋教仁案是刑事案件。当时朝野上下多数人都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认为把刑事案件政治化是极为错误的。这个案件凶手已经拿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光明一面是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接受讯问。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在秉钧所在地询问。”(参考：《京地检厅长转赵秉钧、程经世拒绝赴沪受质复文》，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黑暗的一面是这个审讯过程屡受干扰。两个凶手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越狱逃跑到青岛——德国人的租界中；审讯被迫中断。此事发生在上海。人们认为袁世凯没有办法操弄这些行动；有此能耐的倒是国民党巨擘、青帮大头目陈其美。
新浪历史：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有没有对于革命的具体规划，比如说战略上的，武装斗争策略上的？
袁伟时：孙文不懂军事。对“二次革命”既无具体规划，更谈不上有什么战略、策略。应该指出，这次行动是一次军事冒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认定它是一次“革命”。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可以举兵推翻合法政府，这是把政治和国家命运当儿戏。
新浪历史：国民党战败之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他怎么回顾二次革命？这一次革命，给了他什么样的启发？
袁伟时：“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不但没有承认自己决策错误、虚心总结教训，反而推卸责任，并且言行更趋极端。首先他责骂黄兴等人不听话。他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着着失利的主要原因。其实，黄兴在这次事件中含泪接受了孙文的命令，赶赴南京带领国民党还能控制的第八师(实际兵力3000人)，发表宣言讨袁，弹尽援绝后才不得不和孙文一样逃亡的。其次孙文组织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徒宣誓服从他个人；并规定中国人不参加他这个党的，革命胜利后一个时期内不能享有公民权利，而党徒则按等级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权。
由于孙文的倒行逆施，国民党分裂了。大部分党员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历史教训：以制度限权力，民主法治应双翼并进
新浪历史：您怎么评价二次革命前后的孙中山与中国政治走向？
袁伟时：由于对宋案处理不当，立即带来几个严重后果：
第一：授人以柄，袁世凯以参加暴乱为藉口，宣布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的当选资格，使国会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得不停止运转，沉重打击了民主进程。
第二：这次军事冒险一个多月便全军覆没，国民党此举与民意背道而驰，赢得“暴民专制”的骂名，陷入孤立的困境。
第三：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
创巨痛深，应该永远记住：
第一：拒绝造神，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任何政治家都应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享有任何特权。
第二：像同盟会那样的政治组织应该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在党内建立严格的民主制度，一切重大举措和政策都应依照民主程序决策，不能让领袖独裁，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三：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建立后，法治是解决国内一切纷争的最后手段。法治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健全的，只有走上捐弃武力、坚持法治的道路，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