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中大行三年制的岁月
我在香港长大，看着香港的亲戚朋友们的打拼奋斗精神，使我极为佩服，香港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有农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学者，我们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间培养出来的学者不逊于任何地方。香港经济的崛起，也成为东方的奇迹。我们香港人以此为傲，我们一方面倚靠祖国的供应，一方面也是祖国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居民处处仰赖着殖民地官员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成长，当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并驾齐驱，中大也尽力去做。但香港回归前几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号，一面强迫中文大学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亲眼看着港督麦理浩严辞拒绝中大校长代表大学学生和教授的反对声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卫奕信手上，英国政府终于完成大学四改三，整个过程中，学生和教授始终是反对的。我当时只能叹息英国人的蛮横，却无可奈何。其实更早以前，在六十年代，父亲刚去世，我们家极为贫苦，母亲带着我到政府机关要求帮忙，殖民地官员的傲慢态度实在使人难受。当时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启超翻译拜伦的一首诗：“难道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
回归后的失望
九七年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归时，电台访问我，问我期望什么，我说香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学，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有人问，今日城中，是谁家天下？有人说是地产商，有人说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则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帮忙，在民间，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发觉我在港的很多朋友并不赞成游行的口号，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记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事实上，我们经济文化处处祈求中央大力支持，无复当年殖民地时的打拼精神。不求实业，但求地产，而大部分居民则蜗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间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产商奉献。学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国院士为荣，科研目标变得次要，高科技产业更无从谈起。
我最为惊讶的是香港年轻学生对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体造成的，还是政府的无能？但有一点，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对中国的历史和认识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当年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谁之过也？实在值得反思。
我们的孩子
无论做事、行军、做研究，我们都讲究士气，可是在今日媒体的宣传下，我们可以说是在消磨士气。长此以往，不单是我们憧憬的伟大城市不能实现，甚至会沦为第二流城市。
毕竟香港还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扬眉吐气，我希望香港人能够群策群力去创业，即使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如理想，我们还是应该给它一个机会，我也希望年轻学子踏踏实实地学习，在世界学术上占一席地位，没有文化学术的城市，绝对不配称为伟大。现在香港的条件比我们从前好得多，不应该灰心，记得六年前我介绍霍金到香港访问，由郑绍远兄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香港人反应热烈，可谓盛况一时。这十年来，陈启宗先生和我发起恒隆数学奖，鼓励中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而又需要思考的创新活动，我们的孩子们也真的不负所望，他们的成果并不逊于全世界最好的中学生。他们好奇、肯学习、敢创新。有这些能干而有热情的年轻人做基础，我希望香港能够迅速重振当年的雄风。
十五年前，我参观英国伦敦大桥博物馆，它陈列了从中国虎门掠夺得来的十六英尺大炮，这大炮有着我们广东人守卫国土将士的血迹，关天培将军为了这门大炮英勇牺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过邓世昌，他为了守卫中国海疆，在威海与舰俱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难道我们香港人忘记了我们祖先为国家牺牲的英勇事迹吗？在美国极盛的时期，肯尼迪总统说：“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美国有很多年轻大学生参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众。不少香港的大学生也很多从事类似的活动，我对他们致以无上的敬意。对国家、对全世界劳苦的大众，我们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无前，尽我们的责任，香港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华民族都希望香港与其他中国大城市昂首并进，我们岂能自甘人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