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在李济深的主导下，广州也开始了“清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当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为农民辩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这几年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反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