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全体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参加大会。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工作，这次专门抓回来的学生，在大会上作"交待"。他交待自己的所谓"五一六罪行"，并且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过一次"五一六骨干会议"，其中有16人参加，他一个一个地指名道姓揭发，最后第16名，点到的是康国雄。
大会结束后，就立即要康国雄自己交待。康国雄拒不承认这个"莫须有"罪名，就要他详细写出"文革"中的活动，他不知已经交待过多少遍了，只好又回到宿舍，趴在床边，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不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那次大会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康国雄被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后的第三天，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在座的有几个连部负责人和军代表。连长先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他立即恭敬而大声地说："感谢党中央！"
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引起不小震动。当天下午，办完回京手续后，康国雄拿着证明信，见人就出示，告诉他们，他要回北京了。大家都感到震惊。有人忿忿地说，"康国雄胡说八道……"还有人跑去连部质问，"你们把康国雄放走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出于无奈，连部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就康国雄的问题，当众作出解释："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康国雄的确有病，党有统一战线政策，按统一战线政策给予照顾；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
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不能平息众怒。"父亲有贡献，儿子有罪，怎么能抵消呢？"还有人说："你们经常说，康国雄的病假条是走关系来的，为什么又承认他有病，同意他回北京治疗呢？""回北京后，谁去审查他？"……
一系列问题，使连部领导和军代表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周恩来对康国雄问题的这次批示，也就是第三次指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机院留守处主任郑琦昌，把让康国雄返京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据郑主任说，开始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郑主任立即打电话去陕西机院，传达此事。机院拒绝说，康国雄是"五一六分子"，正在受审查，不能放他走。郑主任只好亲自到一机部把此事作了汇报。一机部的军代表说，"不行，这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不能顶。"并把批示拿给郑看，上面明确写着："如果有病，应让他回家治病。"
郑主任又马上打电话，向陕西机院党委报告。并向他们言明利害：是周恩来亲自批的，不能顶。因为这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加提高。这一次，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再无人审查、批判他。以后，他终于调回北京，先安排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撤销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到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直到这时，他才看到了周恩来当年写的那封保护他的指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