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编者所加标题为"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信中写道："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此信在《周恩来年谱》中也有记载，只是日期略有出入，记作5月29日。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面保过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重要领导干部或各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许人，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写信保护？
《周恩来书信选集》对此信所加的注释中介绍："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
原来，康国雄当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
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康心如，原籍陕西。他与大哥康心孚都是老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权专制的斗争。康心孚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操劳校务中病逝。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康心如在重庆艰苦创业，将原由美国人主持的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收买，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发展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营大银行，他也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去经营银行外，他还大量投资于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被推举为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各自拥有若干企业，在30-40年代，四川、重庆无人不知以康心如为首的康氏兄弟。抗日战争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担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连任两届。在此期间，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无私的资助。
当年在重庆，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家中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多次会见康氏兄弟等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被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归来，到重庆短期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到底帮助过多少钱？周恩来没有说，康心如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天下午，周恩来还去了重庆市工商联，接见正在出席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与站在前排的康心如握手时，周恩来感慨地看着他说："你老了！"随后，周恩来到二楼"辅导室"，与包括康心如在内的工商联几位领导干部作了短时间的交谈。
不幸的是，康心如在此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误中"阳谋"，竟被划成了"极右派"，撤职降级（从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七级）。后因病去北京治疗，在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