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思想压力很大，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情况不好，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建议返京治病的证明拿给"军宣队"看，却遭到痛斥："还想回北京？从今以后，不许看病！组织人批斗他！"
康国雄悄悄把不让他看病，还要批斗他的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先生求助。请章老向中央代为申诉。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他这封信中反映了两个人的问题，一是章太炎的门徒马宗霍要求从中华书局调回中央文史研究馆，二是反映康国雄的事，其中写道（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章士钊并强调此事为"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言词之恳切，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但不知为什么，丁江没有把此信内容传达给北京机械学院军代表或机院上级单位第一机械工业部。据事后得知，丁江只是向机院军代表了解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为此，丁江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章士钊闻讯后，对康国雄妻子说，他曾向周总理反映过一百多人的事情，这是唯一的一次被顶回来。章老先生还惋惜地对康国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国雄有三反言行呢？我可以在信上主动提及，加以美言几句！"
周恩来给丁江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丁江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北京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每个受审查的人都有一个"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而我为了摆脱蒙受冤枉的困境，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
但是批判他的人们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