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第四件事，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o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这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文/萧延中，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泽东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