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则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对于某些历史片断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实，就算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难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能否真正读懂古人的想法，比较准确地说明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有一双慧眼，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得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要沟通两者，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却多半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有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有助于今人理解今日如何来和明日当如何行。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是观察，除了要看看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外，最主要是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
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转见王志耕《从“文史不分家”说起》）
其实，这样的比喻很不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哪怕最后会车毁人亡。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重要的是毕淑敏也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有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出现引发灾难性后果。（大卫·休谟认为，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可能存在的“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到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那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而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这也即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多数历史研究者都能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了，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