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致和森子升兄并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这实际上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人性”和“爱”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871~872页。）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林喆《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人权研究》，《法学家》，2006年第6期。）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在当今要想在历史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问题以外，恩格斯也坦言，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包括不同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作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舐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介石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如果按照传统的阶级性观念看问题，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练，并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了父子关系，蒋自应将其拒之门外。然而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十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蒋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说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不了解这种情况，要想真正读懂历史，实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