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以１９６６年开始的第３个５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１９６６年４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３个５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都-昆明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１９６８年可以提前２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１９７０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１９６８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１９６７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１９７０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１９６８年可以完成１９７０年的计划指标。
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修改第３个５年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１０年中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１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而根据不同的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４.９％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６年的１４年每年增长率６.２％相比较，应当得出的１０年少增长收入是２７９３亿元。但是，这些计算毕竟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显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这些不够准确的数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整个１０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３和第４个５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７.１％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如果与５０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相比较，“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明显和前者不同。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６２年的指数１７３.１比１９５８年的指数２２１.９下降了２２％；而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６６年的３１４.７增长了９９％，１０年中翻了将近１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