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其政治主张。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宜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适宜治国却不适宜建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帝制推翻以后，中国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几乎面临全面性崩解，必须有一强大有力的政党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如民国初年数以百计的议会政党无法抗衡袁世凯复制帝制，更无法消除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但强权建国势必延续为强权治国。中共以严密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将全体国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组织体。这样毫无制约、毫无制衡的强权体制，既可创造人间奇迹，掌控失当，也可酿成人间奇祸。
另一方面，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无比自信，转化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无比自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负，也是导致大跃进这样人为灾难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共革命夺权的过程相当长。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1949年为界标，认为1927－1949年是国民党执政，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执政。其实不妨换一种视角来观察，1927年以后，一直是国共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盘有变化而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始终没有控制过全中国。两党的竞争只有部分输赢，没有全输全赢。国共两党的关系，20年代是“党中有党”(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共边区的合法存在)。数十年间，两党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政治试验。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竞争。直到今天，竞争仍在继续，历史尚未终结。这也意味着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随时可能出现叉路口，面临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性。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行动者其实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国共两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演变为两个地域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对清朝、北洋而言，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属于激进派，差别在于，一个激进，另一个更激进。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大革命。国共两党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导的，但两党最终都疏远甚至打压知识分子。蒋介石接掌最高权力以后，虽也启用过一批知识分子，但总体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权力结构上形成“武主文从”的局面。武人重实力，轻理想，倾向于保守现状。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时喜欢幻想和空想；文人气质浪漫，富有激情，但好冲动，爱折腾，难免好高鹜远，不切实际，擅长天翻地覆“闹”革命，而不擅长脚踏实地搞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与毛泽东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国民党声称其革命目标是“共和”，共产党声称其革命理想是“共产”。然而两党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从革命至宪政，中间有一个过渡。只是孙中山低估了过渡期的漫长性。他预设国民党“训政”6年，而国民党实际“训政”了60年(1927－1987年，大陆22年，台湾38年)，最后在台湾完成宪政体制转型。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由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革命党，但是拒斥了西方通行的议会政党体制，因为在中共看来，议会政党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结果。
学者李泽厚曾主张“告别革命”
四、让革命“回归”历史
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史观到去革命史观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被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二是中国近现代史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被高度简化为革命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渐呈现出去革命史观的趋向，中国近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写。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呈现另外一种倾向：历史学者在厌弃革命史观的同时，也连带对革命史失去了兴趣。过去在革命史观下被抑制的改良思潮、保守人物以及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阶级成为研究重点。“民国史”侧重研究“在朝”和“执政”一方的历史，对革命缺乏足够的关怀和关注；“革命史”(包括中共党史)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抽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归属于法学／政治学，导致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与研究“革命史”的学者成为互不交集、互不认同的两大群体。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又有“重拾”革命史的态势。大家深感革命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革命，既不可神化，也不可魔化，既不能“唯革命化”，也不能“去革命化”。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以及未来走向，大致呈现如下趋势：
一是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革命逻辑、革命价值，不再直接移用为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而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
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
三是不满足于史实重建，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不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
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民众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计划：先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当时中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意思是，将来不管国民党如何，也不管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迟早要革国民党的命。中共阶级革命的逻辑和程序是：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并不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但它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渐失人心，最终坐实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计划。
历史的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的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一批法政学者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论，1928年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是通过什么程序建立主权连续性的？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又是通过什么手续来让渡主权的？其实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事实上，当孙中山见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时，即致电袁世凯明确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则。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王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