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工农群众支援下，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的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图为北伐军胜利进入武汉。
三、激进革命之不断推进
1920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后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质，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除了中国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厌弃资本主义与向慕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据张东荪观察：“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厌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无人敢言社会主义的坏处而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周佛海即注意到，当时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文章，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瑐瑦当时人言说中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十分庞杂，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厌弃则更普遍和一致。即使不赞成“共产”的梁启超也明确表示反对资本主义。梁漱溟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从此在中国声名狼藉。稍后中共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人非常不高兴，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
五四之后的三五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否定西方主流文明。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1926年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称：“民国元年的革命虽然成功，……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在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根本改造，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仁静即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
美国比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日本更比德国快，现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中共更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支部)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而未得，同样声称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种世界革命情怀，可追溯到五四知识界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青年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中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瑑琐思考革命的基点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着眼于世界人类。从世界主义走向世界革命，梦想世界大同。这是五四时代革命思潮的另一重大演进。
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意味着从国内革命转向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早期中共党人蔡和森即认为，社会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外国资本家早已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国际的资本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一种世界革命逻辑，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正相吻合，故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无论是“前五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史学以五四为界标，将其前后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新旧的准则，主要以革命领导阶级而定，判定之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之后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若超越这样一种先验的阶级史观，1920年代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演进意义，还可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观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无不是这些激化演进的表征，而中共革命的兴起，则是这些激化演进的典型。
辛亥革命的特质是种族革命，中共革命的特质是阶级革命。毛泽东自称：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一般人拘泥于原典，认为中国不存在马克思原典意义上的“阶级”，“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青年毛泽东则认为，阶级斗争学说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直接运用于实际革命行动中。其他主义学说，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以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让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穷富程度直接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和革命性的强弱：“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与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当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很小，力量有限。所以中共最初面临的难题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国家，有没有必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有没有可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又如何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当把“无产阶级”解读为没有产业的“穷人”后，意识形态上的难题迎刃而解。数以亿计的农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中共从而在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农业社会里实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也一度倾向“阶级共和”，其五星国旗中的四星，即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共和”的表征。但这一局面没有持续下去，很快又转入阶级斗争之中。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革命。1957年毛泽东自我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
阶级不同于族群，族群具有可确定性，阶级则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可建构性。由于毛泽东主观认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存在，当旧的阶级敌人被镇压和消灭后，又不断建构新的阶级敌人，不断想象和寻找新生的敌对阶级，最后将阶级斗争推进和深入到“人心”和“人性”的深层，从强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发展到动员全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当斗争深入到人的心性层面，斗争也就无边无际无限化。最终革命者也难逃被革命的命运。
辛亥革命成功后种族分化的迅速结束，与中共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不可随时改变。
很多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政权更替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
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不革命就意味着反革命，就意味着革命政权将要变色。为了防止革命政权变色，就需要不断革命。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会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不大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