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再起革命之多元竞争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自然志得意满，而立宪派则难免垂头丧气；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受歌颂，立宪派则大江东去，任人嘲笑；革命党人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灿烂光辉的事迹，立宪派则深恐他人旧事重提，甚至自此隐姓埋名。辛亥革命的速成，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的错觉，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革命之后的妥协，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然而竞争的双方不能建立共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一遇对抗即诉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镇压，均希望以暴力压倒对方。1913年当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说：“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瑐瑠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革命复产革命”意味着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递进性。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一度给社会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舆论也不乏厌倦革命的声音，然而，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不仅是革命党人，甚至整个知识界，都或深或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再起革命”运动。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其时各派对革命的态度不外两途：一种视革命为神圣、为神明，对之顶礼膜拜；另一种则视革命可暂不可久，可偶不可常，是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失道，比清廷更有过之。立宪派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如今则是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当时《大公报》社论即称：“中国所谓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革命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早在20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并形成相当的声势，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转入群众动员，其革命活动达到全盛。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全国各地一度出现过90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和70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工会，率先发起现代工人运动，也最早将革命引向农村，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到民间去”。中国早期共产主义一度与无政府主义难分彼此。在中共成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惟一坚决主张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革命的组织。在同时代人眼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竞争者，直到1920年代中期，信奉无政府主义者比信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多。反对强权、反对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败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和竞争，但不能因此而轻忽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席之地。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改组几乎是同时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应该说，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组合而成的运动。国共两党之外，无政府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乃至1927年后的第三党、中共党内的托派、国民党内的改组派等，均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系谱中的一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以革命为诉求的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视革命的同路人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将革命重心放在发动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方面。国民党重视武装斗争，不重视群众运动，共产党则适相其反，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中心。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存，两党党争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直至最终破裂。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