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人类肯定需要理想。但对理想主义运动，是需要质疑的。理想成为大规模的运动，成为一种主义，其实是一种“高仿”现象。知青运动就是典型，不是每个人都自觉地要去农村，但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你不行也得行，否则就会被排斥，受到威胁。这让很多人自以为是自觉地去农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高仿”。这里或多或少有虚假之处。但是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反而很怀念，认为高仿就高仿，有几分不太真实的温情和理想总比很真实的邪恶、恶俗要好一点吧。真让他们回到不能打麻将的时代，他们也受不了。
东方早报：那你怎么看这种怀念，比如对知青时代或者“文革”时代的怀念？
韩少功：我认为这种怀念很正常。很多人觉得，虚假的温暖也比赤裸裸的邪恶要好些。我对这种心情很理解，但我不满足的是，有些人就把这种“高仿”当作真理想，这是很幼稚的，甚至是某种自我掩饰，是不愿面对自己的怯懦。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人们也是在打小算盘和算计的，别以为那个时代就没有私心。所以，对怀念这个东西，我认为很正常，同时有自己的质疑。“高仿”的艺术品也是艺术品，但你要知道这就是“高仿”，别自我欺骗。
小说家不提供结论而是提问
东方早报：具体到你的知青写作中，很多评论认为，你笔下的知青写作，没有苦难和控诉，认为这不真实。你怎么看？
韩少功：控诉和苦难，很多人都写过。我重复别人的表达没有意思。人家说得多的，我少说点；人家说得少的，我多说一点。对知青，我既充满同情又有批评。我也听到一种观点，认为知青夸大了他们的苦难，如果和农民比较的话，他们的苦难就减低了。我提倡要以更多角度对知青写作进行研究，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这种不简单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某种自闭和自恋。1980年代的知青写作有很多诉苦的成分，也有很多是自我表功，但也有它们的价值，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但各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取代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没有办法取代我的角度。
东方早报：虽然你很早就涉及知青题材的写作，但《日夜书》应该是你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写知青，为什么会隔开那么远？
韩少功：隔开时间的长距离，可以重新回顾和审视当时无法看到的问题。我最早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是《飞过蓝天》，那是在1981年，所以我也是最早一批写知青的作家。我那个时候就自觉地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写过控诉性质的知青作品。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红脸对白脸、邪恶对圣洁的东西，一看到这类东西，我就马上怀疑。这是因为我对样板戏的印象太深刻了，其实这种写作就是样板戏的某种翻版。就算批评一个人，那也是批评一个复杂的人。
东方早报：知青运动，到现在也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你作为作家怎么看历史？
韩少功：每一种历史都有各个层面的真相。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都是现代史。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从我们现在的需要去阐释历史。所以慎重对待历史，不要轻言我知道历史，轻言把握本质。作家的长项是写细节，尽可能真实生动活泼地写生活。历史就像矿石，纯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是纯金或纯银，其包含的信息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要轻易做判断。作家做的就是去分析其中的元素，他没有义务也不擅长提供结论。小说家不设判断而是提问。提问并不意味着需要明确结论。
下一部作品对“左”“右”都批评
东方早报：你直到现在才用长篇去写知青，肯定不是去怀念，应该是为了写当下？
韩少功：我虽然写的是40年前的东西，其实要表达的还是当下。我犯不着为那么多年前的人抓肝抓肺，肯定是有现实需求。因为当社会、思想、情感出了问题，我就想要提出些线索和问号。在这个时代和社会，我们的感觉其实是被训练出来的，感觉其实是可疑的。比如见到一个交通事故，一辆宝马车撞了一个骑车的农民工，有围观者认为，开宝马车的肯定很有来头，撞了白撞；也有人认为，骑车的人是穷光蛋，开车的人倒霉了。这两种说法都是从他们的感觉出发的，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谈论的都是钱而不是救人。不是谈这个人的钱，就是谈那个人的钱，这种感觉是哪里来的？都是训练出来的，是被社会世故的文化训练出来的，离开人的本真很远。这个时候，不用思想武器，你都不知道这种感觉是真的还是某种类型的错觉。在“感觉”生病的情况下，需要下“思想”的药。同样，“思想”生病的时候，也需要“感觉”的药品。
